先談藝術。武俠小說乃通俗文學，而通俗文學是精緻文學的俗化、簡化。評論文學有客觀的藝術標準、準確的歷史判斷。金庸武俠小說的語文藝術不及《水滸傳》，因為既無方言白話入文，亦無古文可足觀，金庸小說中的詞彙與句法甚至到了貧乏之地步。然而情節豐富曲折，足以補救枯燥的語文藝術。

語文藝術不及《水滸》

金庸小說將華夏傳統俠義小說及歷史演義通俗化，同時把西洋現實主義小說通俗化（即以小人物視角看大世界、小人物因奇遇而成為英雄），並且以中西小說人物配對組合，與西洋話劇情節之伏筆隱藏，令其小說人物群落豐富，足教讀者代入某些角色並得到滿足；同時在現實世界找到小說群落的對應（此乃《紅樓夢》人物群落與現實對應的傳統老方法，金庸繼承得妙），令其描繪傳統社會與歷史演義的小說忽然有了現代現實意義，從而使讀者產生共鳴，並方便了現代媒體改編為電影與電視劇。

他是應運而生的香港小說家，但屬於通俗一路；隨著現代社會之演變，已逐漸失去對應關係和解釋的能力。他寫跨族群人物如郭靖、喬峰、韋小寶等有突破，但也有結局的限制。其通俗文學，開啟香港人文化和族群身份的視野，但結局卻嚴重限制了香港人的政治想像與行動。在他的筆下，郭靖喬峰皆走不出中國，都是上世紀反攻大陸、民主中國的政治實踐；至於韋小寶，其通商買辦的結局更是無奈 － 退隱、移民，自願放棄一切，返回家庭。我們香港經歷了本土運動、反共防美、反左膠泛民偽港獨之思想歷練，再回看金庸小說中現實對應的意義，就覺得它們只有歷史意義，沒有現實意義。香港人長大了，我們需要新思想、新的文藝，且是更有誠意繼承華夏與西洋傳統的文藝。

名節不及梅蘭芳

講完藝術，談談名聲。藝術家成名後就是一個門派、一個地方、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化身，因為必須保護其名聲，並關注生前死後之名。藝術家出名之後有公共性，卻沒有自己的任性。藝術家要保護名聲 － 京劇大師梅蘭芳於日本統治時代拒絕為日本人唱京戲，並以蓄鬚明志（蓄鬚後便無法演花旦），既為自己，也是為了一眾梨園子弟日後生計（大明星當了賣國賊後，戲班還要謀生嗎？且看香港當今電影界，投共賣港之後落得今日田地，大家沒工開、沒飯吃就知道）、為了對京劇的藝術忠誠（明星帶頭賣國，還能演《楊家將》與關公的戲嗎）、為了家鄉聲望、為了國家民族。若梅蘭芳當年投靠日本，我們可以將其藝術與政治人格分開嗎？不可能，因為兩者是相關的。梅蘭芳如真的投敵，他的藝術品質自然隨之下降，京戲中興大師之位不保。

金庸用小說奠定自己的華夏觀（胡人或蠻族可以用漢化的程度取得話語權）、香港觀（英國異族的賢人統治勝於革命推翻），而喬峰、韋小寶等皆為披着契丹或中國外衣的香港人；金庸用流行文化和報業輿論取得本地話語權，之後見鄧小平。可惜，他成名之後投共賣港，與一眾香港孕育卻投共賣港賣國的本地電視、電影明星（只有幾個例外）一樣，沒有藝術家的自覺，也不認為自己是藝術家 － 對比金庸，其老友倪匡才是藝術家：既有藝術家的自覺，亦懂得保護名聲。

「點一盞燈，留一口飯」的道義

金庸投敵賣港對香港所帶來的損害，比他對香港武俠小說的藝術傳統損害更深。武俠小說大師不講武林大義、沒了江湖義氣，他當自己的創作是怎麼回事？往後香港人還能寫武俠小說、拍武俠電影謀生嗎？他把這行業的飯吃完了，後來者還可以吃甚麼？帶頭的人守得住，關注生前死後名，做事顧全大局，緊隨其後的二三線弟子就有安樂飯吃 － 這就是江湖，這就是俠義。要做講義氣的大佬，好難；不要以為我在講甚麼高深道理，我說的不過是民間道義：要給門生和弟子吃飯。開拓了風氣，你就是大佬；做大佬就要堅守大義，不能任性。以我為例，我開拓本土派，堅持正義，弟子現遍佈泛民左翼 － 即使是去了港獨那邊的叛徒，現在也有飯吃。即使是朱凱迪，目前那碗飯也吃得很好。這就是江湖大佬的義氣！大佬唔易做，要顧弟子，又要顧二五仔；連二五仔都有飯開，大佬先叫做有啲面。點一盞燈，留一口飯 － 一盞燈給前輩，一口飯給後代。這叫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