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是黨國,不是組織和個人本來就享有自由的國家。黨委、黨員、特務在統治所有社會組織。有事則「亮劍」、「嚴辦」,無事則撈撈油水,隨便弄弄權,或潛伏等待任務。而企業、機構,則看上來毫無殺傷力,「性價比高」令人趨之若鶩。由斗音,到喜茶,到幾年前在香港面試公務員的共青團成員,乃至微博、支付寶、Mini So、淘寶、華爲、以及順豐快遞,都是黨國一份子吧,不應假設他們是白紙一張的自由企業或公民。
而在香港出道的大陸文人梁文道,就洋洋萬字,撰文〈順豐快遞的一國兩制〉,在《蘋果日報》訴說順豐速遞公區拒絕寄發他寄出的書本到香港,並且表示「這真是讓人意外」。話說此人在台灣酒店,經酒店寄出三本書:《滾出中國》、《大辯論》、《思想史》。酒店使用台灣的順豐服務寄出書本,最後截了下來。然後梁文道收到酒店電郵,「因為中國最近對文章及書冊內容有管制,有三本書快遞無法替您寄送」。
梁文道吃盡了力,貫徹「仇人也是鄰舍」精神,最重要講求理解「他者」,費盡心神:「大概在大陸住得太久,我第一個反應竟然是先檢討自己,看看是不是自己買了什麼不應該買的東西。」「《滾出中國》是我活該,看名字就知道不是什麼好玩意,它就該滾出中國。」
極權,真令一個大陸文人雀躍
他對餘下兩本書被禁,就嘮嘮叨叨起來,說『《大辯論》是一場近代西方思想史上左派與右派之爭的根源性事件。從內容上看,這本書應該一點問題也沒有,更何況它早有大陸「中信出版社」的版本,怎麼會過不了管制?』梁文道的小眼鏡中,國家怎麼那麼自打嘴巴?那麼雙重標準?
然後,梁文道筆鋒一轉,又好像想通了些甚麼:「轉念一想,我卻又覺得這個管制管得有道理了。」『首先,自從政府幾年前換班之後,大陸書業就有了「回頭看」的做法。意思是凡在「新時代」之前出過的書,都得回頭重新審查。』梁文道大演「中國通」的帽子戲法,信心滿滿解釋了事件。
但梁公又再轉念,再想不通。『然而,《大辯論》的簡體版2014年8月面市,離習近平上臺也已過了一年多,是「新時代」的產物』。然後他又「轉念」,又好像恍然大悟些甚麼,然後又重複,又好像不理解,就這個樣子,時而最了解中共,是而對中共最陌生。談到另一本書,他甚至列出了目錄,逐條分析那裡是中共不喜歡的,那裡是沒理由過不了關的。
換位思考 似斷難斷
這就是多年來,這班「左膠」教香港人學習的換位思考,了解「他者」。實質是永不判斷,永不下結論,永遠在極權的統治術中遊走,永遠帶著讀者患得患失。黨國,黨國,黨、國、人、社會捆綁,有那麼難理解?但大陸文人的小眼睛凝視極權,似在推論,在思考,硬就是不會斬釘截鐵。因為他,以及他知道自己的自由派讀者群,對待極權,就好像一些男孩癡戀上對象,喜歡單機在社交媒體瘋狂追問對象拒絕自己的答案:關於我被扣查的三本書,你在想甚麼?你有看過嗎?你有專人在檢查書籍嗎?梁公在文中和追看他的讀者,就是如此似斷難斷,「還是快遞小哥直接在酒店現場一本一本地審閱這些東西合不合格?那是他們手上有一份不准運送的書籍清單?還是反過來,有一份更為浩大的和合格書籍名錄?或者說,乾脆是他們的工作人員憑自己的判斷力來把握?這些人都是臺灣人對吧?」
極權,真令一個大陸文人和讀者雀躍。指出極權的矛盾,大陸文人和讀者得到「充權」;然後又看不出極權在想甚麼,大陸文人和讀者表現輕奮,如數家珍列舉案例陳情。一句歌詞真可形容大陸文人和讀者:「情像雨點,似斷難斷,愈是去想,更是凌亂」。
(港台片段截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