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謬波」理財新哲學，令人懷念起英治時期三位財爺：郭伯偉、夏鼎基、彭勵治。

郭伯偉崇尚「自由放任」政策，積極維持低關稅，令不少價廉物美的進口貨品得以流入香港，市民選擇增加。英國國防大臣建議將部份駐港英軍軍費以稅收形式轉嫁給市民，被郭大力反對。郭雖不贊成福利主義，卻著力開展「廉租屋計劃」，協助寮屋區居民改善生活之餘，亦使港府有足夠土地可供發展。

夏鼎基繼承郭伯偉的理財思維，發展出「積極不干預」。政府不應隨便擾亂市場運作，但仍需要為市民提供一些基本生活保障，例如：醫療服務、築路等，以及向房屋、教育、衛生服務、社會福利等範疇注資。夏又希望透過稅制改革（如加設利得稅）增加港府收入。

彭勵治最為人稱道的，是他制定聯繫匯率制度，把港元兌換美元的兌換率制定為 1 兌 7.8，將港元與美元掛勾，以穩定香港經濟。彭出任財爺，正值八十年代初，前途談判進行得如火如荼，市民對港元信心動搖，致使港元不斷貶值。彭及時出手，平息了危機，不久《中英聯合聲明》簽署，香港恢復穩定。

跟戰後英國的左傾迥異，香港始終奉行經濟自由主義，著名經濟學家佛利民曾經不只一次讚賞香港，說：「香港是自由經濟的最後堡壘」、「如果想了解自由市場的真正運作，就應到香港去。」香港能夠充當國際典範，郭、夏、彭三人居功至偉。

主權移交廿載，香港淪落到由一個只知搞劏房和囤地的大花筒做財爺，DSE 免費考、限派海洋公園門票一萬張......要多騎呢有多騎呢。中殖時代，與英治相比，簡直是「打邊爐同打屎忽」的分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