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婆婆在議會內，用最地道、最淺白的語言，教訓自由黨青年團主席李梓敬一事，又掀起社會爭論──「究竟講粗口啱唔啱呢？」

有不少深受教育、自命中產的人認為，余婆婆在議會內用「仆街」、「西門」等粗言穢語，辱罵别人是不對的行為。有些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的人更認為，余婆婆在議會內公然講粗口，是不尊重人，亦不尊重自己。

而主持會議的張國柱議員，和工聯會陳婉嫻議員，聽見余婆婆罵李梓敬「仆街」時，都板起了臉，並訓斥她用發言時不得用粗言穢語，否則取消她這個發言機會。誰知，余婆婆回應一句︰「你准唔准我講嘢先？點解佢講又得，我講又唔得？」

這些常常把「禮貌」、「尊重」掛在口邊的偽西人，實實在在地反映了香港議會和政治從業員的質素為何如此低劣的原因。陳婉嫻議員，自命服務社會基層幾十年，但余婆婆發言時，她不但漲紅了臉，嘴裡還不是發出「唧唧」聲，蔑視婆婆的地道土語。

自由黨李梓敬更西裝骨骨，好眉好貌。他不但從小深受高等教育，中學就讀「男拔」、大學美國貴族精英大學 Rice University 就讀，回港後就加入自由黨為青年團主席，給人一種大好青年的印象，但居然在立法會會議期間「轉珠」，玩「神抄之塔」，被婆婆斥責時，還自得其樂。

張國柱和工聯會二人只看外表，只重門面修飾，以為講一些大眾的地道語言，不懂說一口流利牛津式英語的人，就是「平庸的人」，是沒有社會地位的、沒有教養的人。這些膚淺的政治從業員，當然讀不懂余婆婆如何深入淺出地，用大眾用語把John Rawls「正義論」的第二原則重新演譯。

John Rawls 說一個正義的社會有兩個原則︰一、每個人都有權利享有高度的自由，而這些自由都與他人是同等並相容的，即是「平等的基本自由權」；二、由於出身、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的安排，必須對（一）最不利的人，盡量開放機會和支持，維持公平機會，使社會中的弱勢人士獲得最大的利益。

而余婆婆則認為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供養父母，或年老時有仔女供養。不過，社會成員對香港一定有所貢獻，「如果唔係打工仔做工廠、起樓，有錢佬邊可能發達……你喺個西門拉出嚟就係咁大架？你肯定我哋就要人哋養喇，我哋要人養，你第日冇衰架啦？一路都咁好咁順利？第日或者你衰咗呢？跌落個坑渠呢？喺個坑渠拎飯食呢？會唔會呀？我總唔信你咁富貴，香港下下個天都保佑你咁好彩！」

余婆婆以「西門」為喻，以「仆街」為例，對那些常常把斯文掛在口邊的「斯文敗類」、虛偽的賣港政客上了一課「高水平，聽得明」的公民教育，無得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