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活命就要搞清當務之急

為活命就要搞清當務之急



有人形容中共竊國以來的亂象為:「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2003年50萬人上街阻止23條立法,結束董氏一朝,香港人自以為是民眾的勝利,在中共眼中卻是「一放就亂」,決定「一亂就收」,開放自由行實施經濟殖民;在電視播「國歌」(2004年)和拆毀天星碼頭(2006年)等,摧殘香港人的集體回憶以進一步發動文化侵略;政治上,曾去梁上,標誌著從AO治港過度到黨員治港,當奴曾不過是典型的只顧私利不看大局的老一輩 smart ass 香港仔,只敢什麼都不敢做,換了689終於「敢教日月換新天」,瘋狂地捏緊香港人的脖子,就看香港人夠不夠命硬,會否「一收就死」。

人急造反,狗急跳牆,雨傘革命幾乎是香港人的最後一搏,但港豬卻喜歡在危急存亡之秋反過來高舉「理性包容」,打破玻璃太激進,衝又太激進,所以只好忙於為打飛機,自豪於上萬人示威,不但沒有放火燒車,將手機當螢光棒唱完K還自發執垃圾。我不是說包容、理性、執垃圾不好,而是香港人很多時候顛倒了主次。

唐德剛形容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主題和副題,主題是該時代的「當務之急」,副題是當時的「不急之務」,有時候完成主題和副題的方法甚至會互相抵觸。因此,集中全力完成主題,可能增加解決副題的困難。但是忘卻主題而側重副題的,則往往為該階段所唾棄[1]。

離地陳太說:「我好唔鍾意呢班人(示威者)囉,唔鍾意咁樣(搞亂香港)。本來我好鍾意香港,依家搞到我好唔鍾意香港囉,因為(太多示威)好煩呀。我鍾意舊時香港好安靜好和諧好包容。[2]」香港人病態地迷戀理性與包容,但在我城死到臨頭之際,這卻是與「主題」抵觸的副題。

香港人自賤了十多年,縱然還未錯過了自救的「主題」,卻已錯過了談判博奕的最佳時機。中共明明不讓香港有自治,卻在《中英聯合聲明》發明了詭異的「高度自治」(高度自治不等於自治),因為形勢比人強,除了由於當時強國還未崛起,亦因為香港是還未到手的嘴邊肉,多少都要裝個面容扭曲的慈眉善目,正如毛澤東也曾承諾「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翻臉不認人本來就是他們的起家絕技。香港易主不到廿年,已經弄到如此田地,再過幾年,天朝或許就要撇下一句「大膽!」並附上解放軍在中環海濱的一記亂打鎮壓。

孔尚任在《桃花扇》寫左良玉哭祭崇禎時說:「養文臣帷幄無謀,豢武夫疆場不猛,到今日山殘水剩,對大江月明浪明,滿樓頭呼聲哭聲。」政治卵的我立即想起不論是泛民還是港共政府官員這些「文臣」的醜態;繼而想起自己用納稅錢豢養了一班名為慈母的武夫;到他日山殘水剩,我不知道身邊的親戚朋友,會否對著污濁得像東江似的維港痛哭流涕,可是滿樓頭呼聲哭聲以後,香港人可曾預備流淌第一滴血?畢竟老毛說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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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德剛(1998)。《晚清七十年[壹]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綜論》。台灣: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http://hk.apple.nextmedia.com/realtime/news/20140302/52240730

English version is also available:
http://hkcolumn.blogspot.hk/2015/05/atsuna-knowing-our-priority-is-necessa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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