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Walter J. Ong的Orality and Literacy（ 暫譯《口傳與書寫》）一書主要探討口傳文化與書寫文化，並對人的理性思維與及自我理解作出分析。而Ong所講述的口傳文化，對於當代傳訊理論及數碼口傳文化，有相當大的啟迪作用。今期專欄，主要介紹《口傳與書寫》所講的口述文化。

大部份介紹文藝復興的書或論文都會討論15世紀印刷機出現對社會與文化的影響。其中最重要的是活字印刷技術出現，大大提升了基督徒對《聖經》文本的認識，並帶來基督教的改革運動。在此之前，《聖經》並不普及，不是每位基督徒都擁有一部《聖經》。要理解《聖經》及當中的教訓，只可透過參加天主教教廷的崇拜時由神職人員如神父等在教廷講壇朗誦與講解《聖經》。自然地，教廷就成為了解釋《聖經》的權威。

印刷機器面世後，《聖經》開始普及，基督徒可以擁有自己的《聖經》，參加教廷的崇拜時不再單一地聆聽神職人員的解釋；基督徒可以自己閱讀《聖經》、理解《聖經》，甚至詮釋《聖經》 文本的意義。隨著印刷科技的發展，提供了可能性讓基督徒去質疑，繼而反對，跟著開始推翻教廷單向式一言堂的詮釋。印刷科技，帶來基督教的宗教改革運動。

這次宗教改革運動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聖經》之普及令教廷傳統的口傳文化被書寫文化所取代；自此，由口傳文化所衍生的基督徒社群意識被慢慢瓦解。談到口傳文化與書寫文化，就不得不提到《口傳與書寫》中指出，口傳文化與書寫文化對於人的理性思維與自我意識之關係。

當年閱讀《口傳與書寫》是因為正在研究新媒體的普及與社會變遷之關係。當時有學者指出，新媒體之普及將帶來一種全新數碼式的口傳文化，進而改變傳統的書寫文化。當時大家都在想，究竟數碼式口述文化的影響會是怎樣的？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先了解口傳文化與書寫文化的基本差異，以及兩者是如何影響人的理性思維與自我意識 － 而《口傳與書寫》為此提供了基本方向。

節奏、聲韻、詩句結構與記憶

《口傳與書寫》首先是理解口傳文化與書寫文化的差別，繼而嘗試指出兩者對人的影響，最後是分析口傳文化與書寫文化如何帶出兩種不同的理性思維與自我意識。

按Ong在書中所寫，口傳文化最主要是指只以口述去傳遞訊息及溝通，而口述傳意的過程中完全不牽涉文字。退一步的講法是，不懂得書寫文字的人純粹口耳相傳；而作者對口傳與書寫文字作完全對立的分析。

如果口傳文化與文字完全無關、完全不倚賴文字或任何書寫符號作溝通媒介，那麼，我們會問，在沒有文字的口傳文化，記憶是如何可能呢？

為此問題，Ong引用了《荷馬史詩》作者之謎做研究。他指出，不少學認為《荷馬史詩》並非由荷馬本人所寫，當中的思想教訓都是出自於《荷馬史詩》成書之前，已經家傳戶曉的故事。所以，即使《荷馬史詩》真是由荷馬而來，最多也只不過是由他編輯而成 ⸺ 若然荷馬是真有其人。究其生長年代，荷馬也是一個不懂書寫文字的人。

如果《荷馬史詩》是由一個不懂書寫文字的人所編成，那麼荷馬又何以有如此驚人的記憶力，口述出一部巨著？

首先，Ong指出以口述傳意的詩人，由於他們不懂書寫文字，所以並非以逐字的方法背誦或記述詩歌。他又引用研究《荷馬史詩》的學者，指出在《荷馬史詩》裡的詩句，都有音韻及音節結構。而口傳詩人是以描繪人物或事情的詞彙，根據音韻規律組成一句又一句有節奏的詩歌。這些口傳詩人，記有大量一組一組描繪人物或事情的詞彙作品，或是已符合音韻及音節的詩句，作編製之用。故此，根據研究《荷馬史詩》的學者所講，荷馬這類詩人的詩歌並非全屬自創，而是都將大部份已有的東西「組裝」而成。簡而言之，口傳詩歌是集體創作的成果。

然而，第二個問題來了：這些口傳詩人，如何能記得這麼多描繪人物或事情的詞彙？

口傳文化牽涉記憶方法。首先，透過口耳相傳而獲得的知識，是需要不斷不斷的去重複口述，否則這些知識將會隨聲音消逝而失去。

除了要不停重複口述外，就是要用謎題或辯論的方法去加強記憶。例如古希臘最著名的謎題：甚麼動物早上用四條腿走路，中午用兩條腿走路，而晚上用三條腿走路？

除此之外，表達知識的語句需要用鮮明節奏，配合聲韻，加上平行句子結構組成，最佳例子是諺語。例如，我們經常聽到不懂書寫文字的上一代，常引用之通俗諺語如「好仔不論爺田地，好女不論嫁妝衣」、「三個臭皮匠，勝過諸葛亮」以及「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等。猶記得90年代初到廣東省做田野調查時訪問過一位近乎完全文盲的老人家，對談中他經常引用一些諺語，通俗的、文雅的都有；當刻很奇怪，何解一個文盲的老人家懂得那麼多有聲韻的諺語？後來讀過《口傳與書寫》一書，才明白箇中原因。除了諺語，華夏傳統的山歌或民謠，都是一些好例子，顯示節奏，聲韻、句子結構與口傳文化的記憶關係。

口傳文化、理性思維、與自我解

根據Ong在《口傳與書寫》中分析，口傳的詞句，往往包含大量描繪人物或事情的詞語。例如勇敢的戰士，美麗的公主，智勇雙全的伊狄柏斯，戰無不勝的亞基拉等。他指出，不懂文字、只靠口耳相傳去溝通的人，他們的世界裡並不是無醜陋的公主或膽怯的士兵，只是在他們的溝通裡面，從來不會單單用「公主」、「戰士」等沒有形容詞伴隨之名詞；他們的世界，就是他們生活著的、當下的生活世界 （lifeworld）。在他們的生活世界中每個人物各有性格，每樣事物都是有其特徵。

故此，口傳文化，是真實生活的文化，亦是在地的文化。亦是因為如此，口傳文化難以抽離生活世界作抽象思考。Ong引用俄羅斯學者Lauria在1931至1932年間，於烏茲別克及吉爾吉斯對當地以口述傳意的文盲人士之研究 － Lauria發現文盲的人識別或分辨幾何圖形時，每每關連到實物。例如以一隻圓碟或是滿月去識別圓形。

而對於將事物歸類，他們往往以實用為歸類之標準。例如要將錘、鋸、斧頭及木頭分類，一般懂得書寫文字的會將 「錘、鋸及斧頭」歸為一類，而文盲人士卻會將「錘、鋸、斧頭、及木頭」歸為同類。原因是，他們認為前三種工具都可以用於木頭上，所以與木頭同類。而當要求文盲的人解釋甚麼是樹木，他們都會奇怪為何要對樹木作出解釋，因為他們覺得大家都知道甚麼是樹木、都可以指出甚麼是樹木。

同樣地，文盲的人就連對自己的理解亦以實際處境為主。當他們被問及自己是個怎樣的人，有何優點或缺點或是如何描述自己時，有些人會答「我們來自某某地方，我們都很窮，如果有多一點甚麼甚麼，或者會好些」；另外又有人會說「我點可以講自己？你去問其他人對我有何看法吧！」Lauria指這類都是有關對自我認識之典型答案。

據Ong分析口傳文化與書寫文化，在抽象思維方面有顯著分別。沒有文字令口傳文化難以進行抽象思維，因此就連自我認識的問題上都以處境為主。其實口傳文化難以像書寫文化一樣，可以抽離自身所處的環境、抽離社群，去與文字對話、與文字所呈現的自我對話，並作出對自我的抽象陳述。

因篇幅所限，本文主要介紹口傳文化。至於書寫文化中理性與人的自我理解，會於往後的專欄文章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