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澤克 (Žižek) 在一篇討論意識形態的文章中，舉了兩個例子。中東戰爭，西方媒體將問題完全歸咎薩達姆，並把他妖魔化；然而，波斯尼亞戰爭，媒體沒有針對米洛舍維奇，反而集中指出，波斯尼亞戰爭源於當地種族及宗教仇恨。如果要深入理解這場戰爭，我們不單單要了解南斯拉夫的歷史，更要去明白從中世紀開始，巴爾干半島的歷史。

這兩個例子說明了一個問題，權力與媒體的結合，主導了事件的意義的演繹。媒體的報導，讓我們以為，中東戰爭，只要捉拿了薩達姆，中東問題可以解決；相反，波斯尼亞戰爭，儘管拿下米洛舍維奇，也不能平息巴爾干本島的衝突。

從媒體與權力結合，主導意演繹這個思路上，齊澤克又帶出了兩種意識形態的問題。

第一，報導指戰爭是來自千百年來，種族和宗教仇恨而做成。由於根源問題是來自客觀環境，或外在因素，而非簡單地歸咎某個人或某個組織。這樣的詮釋，結果是為西方國家，提供了理據，避開了對巴爾干半島戰爭的責任，也同時默許了當地的種族清洗。

這一點也道盡了香港左膠的道德問題。

長毛等認為本土問題，如搶購奶粉、水貨客問題等等，究其根源，是大陸走資後所做成的。來香港搶購奶粉的、或是水貨客等，都是被大陸和香港兩地財閥剝削的一群，是受害者。只有大陸進行階級鬥爭，才可解決香港的本土問題。

長毛批評本土派行動的言論，正正就是將社會或政治問題的成因，歸咎於一個我們難於處理的客觀環境，或遙不可及的外在因素。這樣，大家都變得無能為力，唯有是叫叫口號的成旁觀者。這樣，大家也不用負責任了。

長毛的言論、分析，就好像西方媒體，報導波斯尼亞戰爭，為的是要避開道德責任。

第二，西方媒體報導波斯尼亞戰爭的例子，同時帶出了另一個問題：意識形態並不必然是錯的。要了解波斯尼亞戰爭背後的種族及宗教仇恨，要從南斯拉夫的歷史、甚或從中世紀巴爾干半島的歷史開始理解。這種講法其實並沒有問題、而且也並不是錯的。

也正正是這一點，才是意識形態批判的致命問題。

以往，我們對意識形態的批判，是要指出其虛假、荒謬之處。例如，工人出了半斤力，是可以得到八兩的回報；驚察是政治中立的等等。只要我們能截破這等虛假的理解，就可以讓人民覺醒。這也是意識形態批判的目的。

但是，齊澤克指出，後現代意識形態批判困難之處，在於意識形態都可以是真的、是對的。

例如，哈巴馬斯（Habermas）所批判的工具理性，其本身並不是錯的。人們日常的互動，大都是工具性的。其問題主要是在於工具理性不斷膨脹，進佔並取代了其它價值系統。例如，宗教信仰並不是一樁交易；醫療的質素，不應以數值來衡量。工具理性錯置，才是問題。

可是，由於意識形態並不是錯，而且，有些甚或是真理，結果的是，不少左翼人士，還反過來捍衛意識形態。

香港的左膠在這方面是表表者。他們自稱左派，理應帶頭作意識形態的批判，但他們其中一樣的膠質，是帶領群眾，自鎖於意識形態之內。

例子比比皆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對準政權」，「不要向弱者抽刃」等等。這些全都是對的道理。然而，若是身處英國，我們還可以在較大程度上，與政府作和平、理性的討論。97後的香港，連真正討論的可能性也已消逝，更遑理性討論。

我們要對準政權，不要針對黑警。但政權卻不單單是在政府總部內，政權是可以體現在我們生活上的每一個環節。就連我們表達意見的方式，也是被政權限制著。

不要向弱者抽刃當然是對的，但是，肖友懷，一個小童，其實也可以是巨獸下的兵刃。

這些意識形態，抽空了來理解，都是對的，而且，有些更是真理。可是，當將這些意識形態放在某一個社會脈絡下，就會變成了意識形態。而在香港，一班缺乏批判能力的左膠，正正在高舉這些錯置了的意識形態。

"The paradox in all these cases is that the stepping out of (what we experience as) ideology is the very form of our enslavement to it. " （引自 Žižek 所編的 Mapping Ideology 的導論）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