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跟一個在外國接受高等教育的大陸人討論,我說香港人要有自己的歷史觀,他不屑地說:「無非是為殖民地開脫吧?回歸中國,作為一個中國人,比做英國的奴才強!」
我說:「不-這種歷史觀,並不是膚淺的為這幾十年的英國的殖民者開脫,亦不是想單純說北京今天在香港的殖民政策,而是要更加深入,重新理解所『中國』的歷史的『中央』偏見,重新建立屬於香港本地的歷史觀念。」
歷史觀的重要性
歷史觀影響我們的價值觀。而傳統中國歷史觀,長期以來都是目光狹隘、傲慢排外,排斥南方海陲岩嶼,偏袒北方中原陸權,否定了許多在地人的歷史記憶,這種歷史觀,令到粵閩文化的繼承人,在國史面前,都自我矮化,隱然認定北朝為華夏正統,覺得嶺南就是要服務直隸的。
這一種歧視,並不限於南方人北方人在科舉之中的「南榜北榜」之爭。中國傳統的歷史觀,是一個排斥所有地方觀念的歷史觀。無論是雲貴的瑤人歷史,還是湘、閩、粵的歷史,都在一種「中央」的歷史觀念之下,被掃在一角,無人問津。
時至今天,香港上一輩的人,都因為這種一代傳一代的所謂國史教育,而無條件接受「黃帝居中,四夷賓服」的大一統歷史觀,認為香港在歷史上,是中央政權的一顆螺絲,並隱隱覺得復興中原政權,正是香港人的歷史任務。但所謂的「大中華史觀」,實在與香港一貫的歷史脈絡南轅北轍。無論是香港的開埠價值,以及香港的社會結構、經濟產業結構的形成,都無法以這一種「大中華史觀」解釋,如海商、買辦、漁人都是傳統中國科舉文化之中,所排斥的社會模式。
中國傳統歷史觀
歷朝國史的作者,都是中原耕地的農民子弟,服務著一個陸地農耕集權的管治,他們不理解海洋居民的習性、產業、情懷;心裡盤算著的,就是守住中原腹地的產米區,抑貶臨濱海陲漁商的文化。在施政方面,鼓勵耕種,修築運河,把糧食源源不絕的運上汴京、北京。然後,在各地招募義勇,建立以農業社團為單位的宗法保安結構。這一種施政的概念,也在他們修歷史的字裡行間,「微言大義」之中,表露無遺。
他們眼中的邊遠地區的居民,是過著一種卑劣的生活,與純粹農耕社會的儒家天堂,所差甚遠。在這一種心態之下,他們覺得邊陲地區的生活方式,是可以被「搓圓撳扁」的。海邊製鹽產業,珍珠場的巨利,國家沒有錢的時候,就一律國有化,不許民間經營,但重來沒有考慮過當地居民的生計。海盜不受節制,就立馬下令海禁內遷,逼使居民流離失所。
這種傳統華夏的儒者,思維狹隘。他們是黃河、長江流域的農民子弟,歧視出身於閩、粵的南人,甚至連史學泰斗,敦厚的司馬光亦不能避免。
司馬光把政治理念拉上地域分野,蔑視政敵呂惠卿為「福建子」。宋末三傑之一的張世傑擁護宋帝避蒙古大軍,就算不得已逃往泉州,竟然還傲慢的徵用船隻,與當地商賈起衝突,被趕出泉州,後來轉折移狼狽的移駕香港。到了明清,大抵覺得北方人可信,而南方人靠不住,從而重用北方人,屢次下令海禁,斷絕沿海居民生計;這一類的例子,在華夏歷史中經常出現,只是中央政府為了粉飾和諧,而輕輕帶過而已。
海洋文化的特點
傳統「中原中心」文化是與香港的「海商文化」互相違背。香港開埠、招引華商、買辦、容許華夷合作、鼓勵商賈航海、獎勵創意、不畏遠途等,本來就是傳統中國政權所否定的價值。「中原文化」排斥航海,因為航海破壞農業的宗法結構,而商人勢力過大則威脅中央管治,所以歷代才有多次的海禁。明清時期的中原政策,令到香港氏族離鄉別井,遷往廣東其他地區,數十年不得回家。這種使到邊陲地區的民眾流離失所的政策,就是文化衝突的表徵。
而嶺南、閩地的海洋文化,首見於唐宋之時。廣州、泉州、福州、廈門,甚至是台南,在歷史上都有海上貿易。而泉州的商舶文化,甚至先於廣州,早在宋朝已經始見繁榮。廣州的繁榮則源自地理優勢,船隻從珠江往上游,即可連接富庶的嶺南各地,以及中轉至其他內陸市場。
因為海上貿易,所以見慣來自阿拉伯和西方的事物,嶺南人的性格尚變通,自然更加接受新事物。 殖民地時代,英國之所以能夠有效管治香港,實與嶺南這種「尚變通」的海商文化有關。英國的貴族海盜文化,與嶺南的海洋文化,兩者可謂水到渠成、互相輝映。因此,有別於英國在南非和紐西蘭的殖民地,由於當地的土著並不了解航海和商業的概念,亦無從與外來的商人勢力交流合作。香港能夠發揮其貿易樞紐作用,實乃有借助於海洋文化的價值觀。
海洋文化的歷史翻案:倭寇
因此,香港之繁榮,恰好就是當香港脫離「中原中心」思維的管治之時。也就是說,香港的繁榮,完全跟「大中華」的農耕思想無關,「中原中心」的角度,反而一直限制了香港「海商文化」的發展。就這一點,我們可以看看中國歷史的一個被「中原價值」淹沒的例子:倭寇。
中國傳統歷史描寫倭寇問題時候,會將之簡單的寫成二元對立,亦即漢人政權與日本政權的對決,而戚繼光是民族英雄。但其實,當時候的倭寇只有兩成是日本人,其餘的都是沿海漢人。明朝官員謝杰在《虔台倭纂》中,乾脆利落的多出了所謂倭寇的成因:「寇與同是人,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寇。」大意就是:「這些海盜本來都是良民,平時沒有海禁時,就是商人,有了海禁就從海商變成海盜。」
也就是說,明朝時候中央沒有回應海洋文化的壯大,反而屢次實施中國海禁,使沿海居民生計斷絕,不得不鋌而走險,再演變成大規模的寇禍。而後期的鄭成功武裝集團,亦是這一類海洋文化的延續,直至到清朝,中央農耕集團,仍然是對他們剿撫不斷。
華夏海洋文化的現代論述
歷史角度上,珠三角地區是長期受人歧視的。除了英國人,更長時間的例子,是帶有傲慢思想的中原中心思維的北方人。廣東極為富裕,讀書的人多;但歷史之中,科甲的比例是偏低的。太平天國後,慈禧更是禁止廣東人參與科舉。而歷代中廣東人為翰林的更少,做大官的更是稀有,當宰相的幾可絕無僅有。
在歷朝的壓逼之下,海洋、商業、靈巧、大膽的海洋文化嶺南人,將香港變成了南洋經濟的樞紐。在香港在十八世紀及後,即為東南亞輸出華夏文化,而作出樞紐作用。這裡所說的「東南亞」,包括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汶萊等地,香港對當地文化的交流,與及經過香港輸出人口,對當地的影響,遠超現今香港人所想像。如建設馬來西亞的鄭景貴、葉亞來,都是嶺南人,經常出入香港。菲律賓國父黎剎醫生,亦曾在香港執業當眼科醫生。
只要翻查實際香港史料,就會看到清末民初時期,香港有大量南洋發展的檔案。這些檔案,有商號註冊、華人在菲律賓、馬來亞辦的學校紀錄、銀行票據、交易記錄、交通檔案、合約文本等。商號僱用的員工,移居外地的華人,都是以閩、粵人士為首,並以香港作為基地。
整理這些史料,重新論述宋朝以來,海洋文化受中央農耕價值的打壓,解釋香港繁榮向來都是獨立於中央的施政路線,就是香港最真實的記憶和歷史觀。沒有了記憶,就沒有了身份。洗去了歷史的一部分,就喪失了自身價值的全部。香港人要自強,首先就要導正自己的記憶,自己的歷史觀。香港的繁榮,本來就是自「服務中央」的思想中解放出來。可恨的是,很多香港人仍然還活在「大中華歷史觀」的宿醉中。我們要建立香港的歷史觀,要從歷史的宿醉中醒過來。
(原文刊於第三十一期《熱血時報》,於2015年6月28日免費派發。請支持文化抗共,訂閱《熱血時報》:http://www.passiontimes.hk/?view=regform)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