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期拙欄將透過介紹德國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自我觀（self）裡面「真實的自我」（authentic self）之概念，探討人如何成為一個真正獨立自主的個體。「真實的自我」其實不能準確地反映出其英文或德文的意義，尤其是海德格理論裡的意義。或許，在傳統上華夏文化本來就無獨立自主的個體，故中文文義上較難簡單地用一兩個詞語，清楚地交代其原意 － 這亦是拙文的緣起。

個人主義：有人，才有社會

早於兩千幾年前，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已開始探討自我與社會之關係。他認為，人如果離開社會生活，就只有兩個可能：人是神的兒女，或人比動物更低等。簡單來說，人與社會有著內在關係，兩者互相依存。雖然對比馬克思（Karl Marx）或海德格而言，亞里士多德未能完全說明清楚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但不少人認定他是最早的社羣主義（communitarianism）者。

後來，基督宗教思想加上現代科學革命的影響，西方社會從於亞里士多德的想法走出來 － 不得不提法國哲學家笛卡兒（René Descartes） 的主客二元論（subject object dichotomy）。拙欄早前曾簡單介紹笛卡兒的二元論，至於自我與社會之間的關係， 就要簡單地介紹英國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 及洛克（John Locke） 的個人主義（possessive individualism）。雖然霍布斯與洛克乃《社會契約論》（The Social Contract）的倡導者，但兩位對契約的觀點不同，然而兩人同樣相信人是先於社會而存在；即是有人，才有社會。

「有人，才有社會」指人本身具思考能力，而這亦是基督教對人的基本理解。人類由上帝創造，同時分享了上帝部份的理性（rationality） 與善念（good will）； 因此，自上帝創造人類以來，人就具備獨立的理性能力及分辨善惡的準則。而這亦可以讓我們明白，笛卡兒的思想出現了一個能夠思考之主體（thinking subject） 的文化緣由。由於人具有理性能力，人可以檢視自己的問題並作出反思；因此笛卡兒認為人可以批判科學知識的根基作（詳見拙欄於《熱血時報》印刷版報紙第49期之文章）。另一方面，由於人具有理性能力，故此可以不依賴其他人，亦可以存活；社會之組成，只是讓人們的生活更有效而已。所以，社會契約論中的人與社會，只是一種功利（instrumental）關係。

自我與社會：自我如何被社會所建構

海德格的《存在與時間》（Being and Time）中關於自我之論述，正正是反對前述的觀點。上兩期拙欄從不同的問題與角度介紹過，海德格的自我即「生活在世界裡的自我」（beingin-the-world）。而今期則會從另一個角度去講述自我與世界的關係。

這個「生活在世界裡的自我」，可以被視為被動的自我 － 這個自我一開始就被扔（thrown）進某個世界裡，故此這個自我是被在所處於的世界建構（constitute）而成。每個人由出生到成長，在身處的世界中學習語言、學習判斷、學習價值觀、學習工作 ...... 同時學習去認識這個社會為自我所提供的種種可能（possibilities）。所以不同的社會，會建構出不同的自我。

這裡舉個有趣的例子。在一個馬來西亞工業化發展的研究中（註一）發現，不少馬來西亞工廠的女工在廠房工作期間或返到宿舍時，出現異常行為：突然尖叫、覺得自己被鬼魂附身等等，甚至月經週期紊亂。後來這個研究發現，行為異常的女工大都來自農村。她們下田時過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散漫時間觀念，與工業社會準確計算時間的生活方式迥異。當她們進工廠打工，被要求按時上班下班，回到宿舍後又要準時熄燈睡覺。時間觀念由散漫變得非常有紀律，她們一時無法適應，故行為出現異常，甚至影響生理時鐘。

這個研究具體地呈現了自我如何被社會所建構。不同的社會、不同的生活方式，與及不同的文化價值觀，不光是影響我們的生活，同時建構出自我。在中共政權下長大的人，在生活或工作上最大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攀關係；談到大一統，疆獨或藏獨皆非他們能夠想像。猶記得一位於北京大學做研究的好友，做事一絲不苟，而且重視理性分析，但每當談到藏獨疆獨，都會變得非常不理性地維護中國大一統。故此，常常聽到人們說，中國人就是怎樣怎樣，香港人就是怎樣怎樣，美國人就是怎樣怎樣。

焦慮：接受改變，抑或選擇逃避

海德格的觀點帶出一個問題：這個被建構出來的自我，其實是他人的自我。你若生活在傳統農村，時間觀念自然散漫；你是中國人，做事自然著重攀關係、串門子。那麼，我們如何在身處的世界裡建立到屬於個體（individual）的自我？我們又怎樣跟他人「分割」？

海德格為這些問題，提出焦慮（anxiety）之概念 － 焦慮乃對身處之世界感到失去意義的一種情緒反應。例如，隨著社會愈來愈機械化，人際關係愈加疏離，我們所能夠思考的可能性亦愈來愈少， 焦慮能令我們思量自己存在， 思考我們所身處之世界， 並思索我們是否要按著世界所賦予的意義，去繼續自己的人生方向。從這個方向出發， 或可將自我與所身處之社會的他者區分，建立獨立自主的個體，一個真實的自我（authentic self）。

以我們所身處的香港為例，主權移交後社會急速中國化，同時被第二度殖民，情況愈來愈惡劣。由港鐵工程到政府、立法會、司法機構等，都在崩壞。昔日香港讓我們有想像的可能，但目下變化愈來愈大，令不少原生香港人感到焦慮 － 有人感到焦慮，開始從新思索自身，思索香港這個社會的意義，思索身為香港人，是否要從新賦予一個更為有意義的社會。當然，以海德格的理論去理解，就會發現意義賦予跟實踐（practice）分不開，因此大家會留意到近年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由社會到個人層面都有出現，旨在為自己所生活的香港，創造新的意義、新的可能。為了追尋真實的自我而出現焦慮，不得不從新思索、尋找自身存在意義，乃渴望將自我與有問題的他者分割之表現。

然而，焦慮不一定會讓人思索自我。面對焦慮，不少香港人會選擇逃避；接受已經改變的可能，接受已經改變的意義，只為消除焦慮。例如，有不少土生土長香港人依然相信香港是個法治社會；相信香港與中國接軌後經濟機遇愈來愈多；相信香港融入大灣區之後會更繁榮安定。這樣的自我，只是所身處之世界中的他者，是個非真實自我（unauthentic self）的自我。

事實上，當焦慮出現，不少人依然選擇營營役役，隨波逐流。換言之，焦慮只是提供契機，不一定可帶我們走向真實的自我。

除了焦慮，海德格的理論中，死亡、良知的呼喚都可以讓自我走向獨立自主，走向真實的自我，但因篇幅所限，且留待日後再一一介紹。

註：
1. Aihwa Ong (1987). Spirits of Resistance and Capitalist Discipline:
Factory Women in Malaysia. New York: SUN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