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夜，靜。發燒的身軀需要酒精麻醉才能寫字，為那兩位恩人說話。這一夜，不會比在警署的牢房更難過：發燒，我可以選擇只開眼前的枱燈，而不是那一盞24小時開著的黃燈；可以用文字抒發我的感受，而不用一個人在牢中嗚咽著，強迫自己唱「城邦會戰勝歸來」強撐下去。

近日有不少人藉柏洋事件中的「當值律師」一詞，借題發揮，質疑黃洋達、陳秀慧夫婦二人在這次事件中沒有盡全力，直白地說，是指斥他們冷待手足，敷衍了事。先不說這些指責的人，是否未曾體會那種牢獄之苦，或是為手足奔波的營役，可能他們有資源，有足夠資金請律師，自己的立場、牽涉的事件，至少有街外的律師願意接手，就算被捕，也有底氣，仍是從容。

我只想說一下自己的經歷。很多人或許有印象，上年《笑死朕》的「十大笑死朕回顧」，第一位是黃洋達、陳秀慧在救手足時，在警署報案室遇見一個南亞人當眾羞辱警察。那一晚，他們救的就是我。我還記得，當我神色呆滯走出來的時候，他們是如何神情肅穆，首領夫婦二人，一直由下午五時半左右，等到接近十一時。或許，數字上只是數個小時，但換來的是我出來時的安心。我還記得他交託我好好休息，回去跟老爸、家人好好過冬。事後我才想到，那他們夫婦二人又怎樣過冬？他們整晚就在警署過。這一點都不好笑。

我還記得，自己如何嘗試找律師。那時，我大概被捕了10小時左右，我當時完全沒有經驗，先是警察在我服食感冒藥後，神志不清下給我錄了口供，想起自己犯下大錯，心中不安到顫抖不已，想找律師，價錢是我作為一個學生付不了的；掙扎了一回，最終決定硬著頭皮答應，然而數小時後，那位律師打電話告訴我，說：我的家人不願意找律師，因為貴，更重要的是我父母真的相信，警察是會還我一個公道；在此之後，是黃洋達、陳秀慧找律師來接觸我，才令我稍稍安心。那律師說了很多手足都說過的一番話：「我相信黃洋達，幫你嘅律師費，佢會搞掂。」我不怪我父母，因為我家境不好，在突如其來的情況下，不找律師，我可以理解；但我對他們夫婦的幫助，一生都絕對不會忘記，因為如果沒有他們、沒有那位律師幫忙，我可能己經崩潰了。

之後，我聽回我被捕時的《熱血政治》，知道原來自己犯下了何等白痴的錯誤，才令自己受到無妄之災；又在被捕後沒有律師陪同下竟然錄口供，就算是服藥迷糊，也不成藉口，因為連累到別人後，問自己一句：連累到別人後可以這樣推搪嗎？這是自己的錯。之後，《熱血時報》推出了「被捕須知tee」，為的是像我這種白痴，一個白痴手足。一個首領，一個天才，願意為此做好應對方法，推出「被捕須知tee」，為的就是手把手教我們這些新手、蠢人如何應對。作為手足，我們還可以說甚麼？

要說他們不盡力的人，你們未曾盡力。一個資源如此少的組織，他們夫婦做了多少，承受多少，需要像左膠一般賣悲情嗎？正式訴訟的律師費要多少，不要說很少，自己問一下價，然後乘10，就是他們最少要承擔的經濟壓力。乘10也太保守，一年有多少抗爭者被捕？如果《熱血時報》有足夠資源，有熱狗仔隊幫忙找證據幫抗爭者辯護，有足夠資源聘請律師，承擔至少十萬計每宗的訴訟費，用得著轉轉折折的以「當值律師」名義？

要說的，說了很多，但我想這些無事生非的人可能轉而攻擊現任熱血公民主席鄭松泰，我再說多一個故事。有一天，一名手足在選舉時被捕，泰博完了論壇後趕來，我在警署接應，他到了之後，也一直在等，通宵地等，安排好接應手足出來的部署後，他最後才走。翌日，他要繼續選舉活動，他整晚沒睡。他要承受選舉壓力，來幫助手足，解救他們。而柏洋事件，他現在面對的是1比69的壓力，熱血公民選舉後改革的壓力，他仍然要為手足奔波、籌措。而副主席鄭錦滿，不用我多說，有那一次抗爭者有事，他不是第一時間趕往警署聲援？七一的時候就是。就連選舉期間，楊逸朗被疑似便衣搶電話，到警署錄口供，他也是第一時間趕到。

說了很多，說到底就如《雨傘失敗錄》第十二章〈散播謠言，抹黑異己〉的結語：抹黑根本無助運動。一是說不同派系抹黑，真的沒意義：好了，他們夫婦放棄出力幫忙了，其他抗爭者或受政治檢控的人，你們真的承擔得了那筆款項？其他組織呢？還是被捕時找泛民律師？叫你認罪好嗎？為了自己，為了香港而抗爭，幫忙說一句，很難嗎？二是當《雨傘失敗錄》說了這麼多抹黑的禍害，仍有這麼多人不辯是非，重複同樣的錯誤，乃至將別人一直以來的辛苦勞碌，說得一文不值，說真的，我不感意外，因為說一下就懂不可能。只是感性上說，「三人成虎」真是荒謬的真實，人聽多了抹黑，真的可以忘記事實。我們應當懺悔。


英文譯文 Translated Text in Engli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