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之世，西方也面對自身的不少問題；華夏世界，則有更大更深遠的問題。《史記》〈項羽本紀〉開首記載了陳嬰的事跡：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王。
出頭為下 自保為上
自保為上，古已有之。但陳嬰的故事不止於此。〈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載：陳嬰本屬項梁，後歸項羽，而到了項羽死後，又歸高祖，並獲封堂邑侯。武帝時，他的曾孫女阿嬌做了武帝的皇后，是陳家顯貴的極致。〈外戚世家〉所載「金屋藏嬌」的「嬌」，就是這位陳阿嬌。《文選》中著名的〈長門賦〉，世間流傳的故事就是孝武陳皇后失寵之後，以千金禮聘司馬相如所作，希望重得寵幸。可惜車走雷音語未通；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到底無法傾訴。
同一時間，她家中的兄弟也因爭財得了死罪而自殺。司馬遷是武帝時代人，對陳嬰家族的興衰，自必瞭如指掌。陳嬰本人，《史記》無傳；孝武陳皇后陳阿嬌，也無傳。陳嬰由平民至顯貴，到了第四代達致頂峰，然後瞬間殞落的故事，後世須從〈項羽本紀〉、〈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外戚世家〉等多處不同段落中鈎尋出來。司馬遷悉心舖排，究竟想表達甚麼微言大義？答案可能就在《史記》另一層次的悉心舖排。前引〈項羽本紀〉關於陳嬰事蹟的一段，有以下著名的一小段：
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
「彼可取而代也」終成就了「政由羽出」
亂說話，會滅族的！這也許是華夏世界之中，像基因般的烙印。司馬遷筆下的項羽，勇猛無匹，但仁德、智謀都欠奉，所以他在文末的論贊，力數項羽的不是，認為項羽之敗，不在於「天亡我」，而是因為他自己接連犯錯。不過，既然項羽不是天命之所歸，為甚麼司馬遷把他位列本紀？就單單因為秦亡後「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這樣簡單？
項羽列於本紀，孔子、陳勝列於世家，都顯現司馬遷的悉心舖排；但歷代眾說紛紜，背後的深意始終莫衷一是。前文講過，〈陳涉世家〉之為世家，在於陳勝下開了平民起義的傳統。司馬遷欲以通古今之變，看見漢高祖以平民而得天下，於是成其一家之言，透露出對此新傳統的祈盼。〈孔子世家〉之為世家，則在於孔子下開了影響深遠的文化傳統，但公孫弘之稱「白衣卿相」，所走的路其實與孔子相違，這一點連司馬遷也能目睹。司馬遷無法得知的，卻是陳勝所開的傳統，漢高祖之後就只有明太祖能得天下；他更無法得知，明太祖治天下，後世最深刻印象卻是他的殘忍暴虐、麻木不仁。
司馬遷可能預計得到的，是後世的讀書人有無數胸懷大志的，有無數才華橫溢的，有無數仁德之士、無數智勇雙全之士，但結果不外乎明君忠臣當道時有短暫的治世，昏君奸臣當道時有延綿的衰世，朝代興替時就有生靈塗炭的亂世。前文提及的陶淵明、韓昌黎、蘇東坡，歷史地位都不用置疑，但無一人有「彼可取而代也」之志。事實上，項羽這句可致滅族的說話，前無古人，因為早出於《史記》的典籍從未見如此的記載；也可說是後無來者，因為《史記》之後直至西學東漸之前，也不再有這樣的記載。司馬遷給我們的啟示，是項羽由一句「彼可取而代也」而終於做得到「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當然，司馬遷也許想不到，少年時表達出取而代之之志，而終於得天下的人，自項羽以來也「未嘗有也」。
「不敢造反」也是華夏的文化基因
前文說「為世所用」是核心價值，古今皆然。「西伯拘而演《周易》」的西伯，就是周文王；但諷刺的是，周文王終其一生也從未「王」過，文王之號是他兒子武王得天下之後所追封的。孝悌為先，也是核心價值：這一點要另文詳論。而「不造反」，也是古往今來堅韌無比的核心價值。近世講「造反」講得最多最凌厲的，是毛澤東；但他是從天子之位俯瞰下來的所謂「造反」，和真正由下而上的造反根本是南轅北轍。
西學東漸，然後列強割據，孕育出新思想，也孕育出原來可以造反的思想。外來文化來華，一向都是文化更新的契機：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向有的殷周文化，由此更新；東漢末，佛教入華，造極於齊梁之世，影響至今不減；近兩百年西學東漸，雖未可蓋棺論定，但文化更新的端倪，已見於英治時期的香港。辛亥革命，華夏大變，大變的徹底在於我們這一代已難得知大變之前的華夏文化是甚麼形態；而書本上所載，總不如在地的直接感受。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論語．八佾》）「文獻」之「文」指文字紀錄；「獻」指在現實中的實質體現。「不足徵」指與孔子同期的杞（夏之後）和宋（殷之後）都已找不到夏禮、殷禮的實質體現來比對孔子從口述、文字傳統所得知的夏禮、殷禮。
六十年代，Richard Gombrich 前往斯里蘭卡做田野研究，了解當地上座部佛教的運作，並以此比對巴利文佛典（即現存最早的佛典）。斯里蘭卡上座部以保守著稱，日常運作盡量以巴利文律藏為依歸，是極罕見的「文獻足徵」的例子。這裡有兩啟示：首先，理論和實踐互為闡發的觀念，孔子已有，所以今時今日我們更不能於此掉以輕心。第二，我們看華夏文化的核心價值，也必須看準今時今日各地的華人，秉承了甚麼的價值觀念，來比對西周以還流傳於世的華夏價值體系。自孔子、司馬遷以降，各人所寫所講的有如汗牛充棟；而所作所為的也紀錄甚詳。華夏思想文化史的預流在於「言」與「行」的比對，也在於「古」與「今」的比對。
中共掌權，又一大變，華夏文化遭到史無前例的摧殘。公社之類的組織由上而下強行插入，傳統家族的互助互補從此崩離；文化傳承與價值體系的接續，從來都經由家族關係網維繫，現在已命懸一線。近年屢見唯利唯欲是圖的舉措，所演之烈，前所未見；而這一切也源於價值制約的崩壞。如果傳統華夏有所謂公共空間，這「公共空間」必維繫於家族關係；此空間若得以維繫，就叫「小康之世」，這是華夏世界實質地短暫出現過的理想形態。「天下為公」的「大同之世」，只是理論，史上從未有過。
以史為鑑 成就華夏的文化更新
辛亥革命源於造反，但結果只是改朝換代；「解放」也是源於造反，但結果也只是改朝換代。對自己的自保，對自己家族的自保，不想做了出頭鳥而命喪─簡言之：從不造反，是頑固的文化基因。司馬遷以孔子為垂範，欲以《史記》來貫通古今，「思垂空文以自見」；結果《史記》得推為廿四史之首，但之後的廿三史無一嘗試傳達一家之言，無一嘗試表達任何開創先河的思想。
司馬遷是特例：他嘗試「究天人之際」是他一人之力所能做到的極限嘗試，正如孔子所做到的是他一人之力所能做到的極限嘗試。純粹的孔子傳統，最終只能有限度的展開；司馬遷的傳統，表面上是眾之模範，但實質上所有的關鍵處一直都無從彰顯。辛亥革命的造反、共產革命的造反，最終都只是改朝換代的再循環。熱血公民與香港本土派的抗爭，是否真抗爭，抑或只是虛與委蛇的假抗爭真維穩，取決於抗爭者有否造反的意志。香港人得預西學東漸的精華，所以我們知道這次不是爭取又一次的改朝換代，我們這次是要循著司馬遷微言大義的蹤跡，真正地下開一個結合〈項羽本紀〉、〈孔子世家〉、〈陳涉世家〉的道統和政統。
（原文刊於第三十五期《熱血時報》，於2015年10月31日免費派發。請支持文化抗共，訂閱《熱血時報》：http://www.passiontimes.hk/?view=reg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