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權社會下統治者與人民的關係，就好像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中的劫匪與人質的關係。香港雨傘革命中，一些上一世代的香港人與抗爭者，就像高聲宣揚「奴隸道德」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病人，呈現變態扭曲的意底牢結。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又稱人質情結，通俗地說是一種求生機制和策略，人面對苦難，一般都會反抗和逃避，但當面對極端險峻強弱懸殊的威脅，人感覺到無助無力無望時，會出現一些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心理徵狀，受害者反過來會對施害者產生好感、馴服不作抵抗，轉而依附和認同施害者，以得到施害者的「仁慈」對待，以自欺的方式減輕現實的痛苦，令自己可以生存下去。受害者懼怕觸怒施害者，甚至會幫助施害者對抗拯救他的人，以保持在施害者脅持下的「安全」。這些心理特徵常見於集中營的囚犯、戰俘、長期受虐者、經歷綁劫等的受害者。
而被施害者虐待脅持太久的病患者，就算腳上沒有扣上銬鎖，沒有被監禁，他也不會逃走反抗，因為他早也放棄逃脫和獲得自由的希望，在長期自我欺騙中，習慣現實上施害者加諸的種種痛苦，過.「安穩」的生活，完全失去了本能反抗的能力。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也是施害者經過一些條件操作，對人質（受害者）的洗腦過程：
1. 人質（受害者）直接感受到劫匪（施害者）的威脅，其生死存活完全被操控，而且絕對不能反抗，任何反抗也會令其喪命。
2. 劫匪對人質給予一些小恩惠，不單是純粹施暴加害。
3. 劫匪封鎖隔離人質的訊息，除了劫匪的觀點，人質無法得到其他方面的訊息，強化人質接受劫匪的觀點。
4. 劫匪令人質相信無機會逃脫，就算逃脫，日後必遭受更嚴酷的施害。
專權政府在香港進行的社會洗腦工程，與劫匪對人質的洗腦，除強弱程度外，操作又何其地相似，這些洗腦言論和工程，長期反覆在我們的生活中發生，令港人仿似集體患上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在意識和行動上都失去反抗能力。
1. 一些經歷了六四事件的上一代人，槍聲一響流血清場變成了他們永不能解救的恐懼，終其一生都活在共產黨暴力的威嚇當中，他們心底裏早已認命，這個政權是不能碰的，反抗迎擊，只有自我.滅的結果。這類人由位居社會要津，以至一般市民都可以找到，他們自己感到反抗是.路，但不斷將這種.望散播給下一代人。
2. 建制傳媒營造政權施予恩惠港人的印象，所謂大國崛起，十三憶人民的帝國身影、共產黨令中國強大起來、自由行解救沙士後香港的經濟困境、沒有祖國香港人連水都無得飲、滬港通是給予香港的禮物，要不是中央政府照顧，香港就完蛋了等等言論，為踐踏剝奪你生存發展權利的專權政府，塑造施予虛假的恩惠。
3. 通過國民教育貫輸政權的觀點，說共產黨是「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一黨專政「確保政權延續性和社會穩定」，以普教中從語言政策洗涮香港人的身份意識，不斷強化人民接受統治者的觀點，從思想以至生活語言上消滅香港人為自身發聲的能力。
4. 以不倫不類的家長孩子關係，思想牢套港人是無法反抗的。官員財閥妄稱港香是一個被寵壞的孩子，背後就是暗示我是權威的家長。家長孩子的關系，就是家長站在有權有能的強勢，孩子是無權無能的弱勢，標籤你是壞孩子就是否定你所有的合理訴求，弱小的你別妄想對抗權威。
專權統治者強調香港始終是中國的一部份，是永遠不能分割的，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高度自治亦是由中央授權，香港是不可能獨立自主的。如果香港獨立，後果是不堪設想，大陸十幾億人也是堅決不會答應的，你要爭取自主，就是與十幾憶人為敵的威嚇。
專權政府的大型洗腦工程長期進行，一些上一代的香港人與抗爭者，其實早已是政治上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病人，他們已放棄香港得到民主自由的希望，喪失反抗的能力，在政治的人質情結當中扭曲地活著。「飯民」長期的失敗主義，中國沒民主，香港沒可能有民主，根本就是人質對劫匪的徹底馴從與投降。在雨傘革命中，害怕將事件定名為「革命」、害怕衝擊金紫荊廣場的升旗禮「落面」刺激中共，處處忖測統治者會否發怒，如同人質懼怕觸怒劫匪的心理。對專權暴政高談愛與和平，卻對抗爭者攻擊責難，指罵衝擊者是鬼破壞運動，就像人質協助施暴者對抗迎救者一樣。香港人長期忍受和習慣專權政府的欺凌羞辱，就像放棄反抗逃走的人質，希望保持被脅持下的「安穩」狀態。
這些上一代香港人與偽抗爭者，他們一方面對抗爭充滿恐懼和無力感，而要誠實面對自己的偽善與怯懦又是折磨，要慰解這種複雜的的情緒和痛苦，他們發明了港式的「奴隸道德」，好讓自已在這種人質情結當中，頂著虛假的道德光環擁抱失敗而自我感覺良好，活在虛假當中。
哲學家尼采將道德區分為「主人道德」和「奴隸道德」，「主人道德」以自我肯定作為前提，是健康的，擁有充沛的衝創意志，追求自強，能面對真相，不自欺欺人，能夠結合理性與激情，敢於行動開創。「奴隸道德」不是自我肯定，卻是以否定為前提，將有力量的強者視之為惡，自己沒有這些力量則自許為善，是病態的，怯懦軟弱的，害怕面對真相，自欺欺人，抹殺本能和激情，只講理性，要人壓抑自已，否定行動的力量。
港式「奴隸道德」，沒有道德感召，只是結合人質情結的變態意識牢結，在雨傘革命中表露無遺。惡劣的虛偽，不面對真實甚至去製造假象以自欺欺人，是港式「奴隸道德」的一大特點。佔領中環根本從未發生，構想中的佔中劇本，只是示威者躺在馬路，繞埋雙手，等待被差人抬走的大型搬運活動，本身就是等待清場的假抗爭，真合作，然後高聲向群眾宣示我們已經反抗過了。在自貶自限，預設失敗，勸降投降之餘，卻把自已偽裝成抗爭者。投案自首一場根本不想它發生的佔領運動，實際上又從未上演的佔領中環，把公民從命當作是公民抗命，是徹頭徹尾自欺欺人的「奴隸道德」。
更不堪的是對台灣的大陽花運動，學生砸破門闖入立法機關，「飯民」與社運中人紛紛在臉書上打卡讚好，香港的抗爭者砸破立法會玻璃門，卻視之為暴民，急欲與之劃清界線，更要「譴責暴力」。讚揚在別人地方的抗爭者，卻詆毀本土在地的行動者。他們沒有行動者衝破障礙的勇氣和能耐，就污名為破壞者和暴力，卻懼怕真正行動者的力量和威脅，正是「奴隸道德」弱者怨恨強者，將自己所無的力量就視之為「惡」的心理。
他們既是「奴隸道德」怨恨強者的弱者，亦甘於成為不作抵抗，放棄防衛的現實弱者。因為「奴隸道德」以「弱」為「善」，方能配上「愛與和平」之名，痴妄地呼喊力量更足以穿透坦克。「奴隸道德」特別喜愛同情憐憫，但同情受害者不足夠，同情施暴者才有大愛包容的快感，叫人不要針對仇恨那些自願淪落為專權統治工具，濫權把示威者打得頭破血流的黑警。他們意欲成為被憐憫的對象，以苦行自虐為美德，要無權力者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壓抑抗爭者的自衛本能。他們沒有追求自強壯大的強者自尊，卻希望以被欺凌的失敗者面貌博取憐憫。將尋求自滅失敗偽裝為犧牲殉道，是「奴隸道德」嚮往的善舉，而勇武行動，追求抗爭成功，是「奴隸道德」嫉妒的惡行。
「奴隸道德」也是講求理性，不過這種理性是以病態意志壓抑激情為根本，導向怯懦退縮的片面理情，以「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壓抑對不公義的憤怒情緒，情緒是行為的動力，推動抗爭的力量，將情緒和理性作虛假對立，使因義憤而行動的能力消耗喪失。看似理性地質疑「你會否願意為雨傘革命而死？你會否願意為雨傘革命坐五十年監？如果兩者也不願意的話，那就應該沒有攪革命的心理準備」，其實是以不合理的局限選擇，加之語言偽術，製造虛假障礙，只強調片面的理性，忽視義憤的道德情感，以理性來麻痺抗爭者的反抗意志和行動力量。
香港雨傘革命，充斥著宣揚「奴隸道德」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病人。那些被人質情結脅持的上一代香港人與偽抗爭者，是維穩的病態合謀者，也是成功抗爭的障礙。要命運自決，就不能讓「主人道德」被「奴隸道德」打敗，抗爭者不必期待他們改變覺醒，而是要刺破他們那變態的意底牢結，迫使他們走到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