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度康城影展金棕櫚獎得主由土耳其導演 Nuri Bilge Ceylan 執導的《冬日甦醒》（Winter Sleep）奪得。電影沒有花巧、凌厲的鏡頭和剪接，只是簡單直接地由一場接一場寫實的對話組成。從涉獵貧富懸殊的問題，延伸至展示離地中產及富人的自私和偽善，借他們的捐獻行為側面批判整個社會製度。
主角 Aydın 從前是一個演員，退休後靠出租房子及經營山上的酒店賺錢，並在山上過著富裕的生活。無憂的生活讓他能夠同時擔任業餘作家，在報章撰寫專欄。電影初段 Aydın 與為他處理收租事宜的代理人在山下駕車，車子玻璃窗破裂的聲音突如其來，原來有一個小孩向二人的車子拋擲石頭，一幕平凡而寫實的貧富衝突隨之掀起序幕。
沒有尊嚴的貧苦大眾
拋石頭的小孩一家，數十年來一直是 Aydın 一家的租戶，Aydın 與收租代理載小孩回家，收租代理向小孩的父親解釋其兒子故意弄破其車子的玻璃窗，但父親只是擺出一副懷疑的目光，質疑收租代理是否捏造事實以索取賠償，父親的反應反映當地窮人被敲詐的現象頗為普遍。
其後收租代理指賠償事少，最重要是要正視其兒子所做的不當行為，並要求父親向兒子問過究竟，這時父親才放下懷疑的神情。父親質問兒子並確認他有向二人拋石頭後怒摑兒子，更一拳打碎自己家中的玻璃窗，向收租代理指大家各有玻璃窗被打碎，而且已掌摑了自己的兒子，雙方已經扯平，反問二人何以還要咄咄相逼，其後更欲動手向收租代理施襲。顯然地父親仍然誤會了 Aydın 和收租代理的來意，他知道二人的目的並非物質上的索償但卻依然誤以為二人的目的是要羞辱他們一家，父親的誤會很可能源自以往曾承受當地資產階級的欺壓（事實上據 Aydın 與收租代理的對話，後者曾派人向逾時交租的父親施予武力），或部份是源自身為租戶的他面對多年來的業主所產生的自卑感。
父親的弟弟因害怕得罪業主 Aydın 而失去家園，決意充當「和事佬」，身為神職人員他，理應在當地有一定地位，但他面前業主 Aydın 亦要表現得恭恭敬敬。貧窮的他更步行到 Aydın 山上的家，並主動提出親吻Aydın的手以作道歉。可見當地窮人在基本生存權利（住屋）也被富人掌控下，過著沒有自尊的生活。沒有自尊、受壓抑的人在苦無發洩渠道下，很容易像拋石頭的兒子與父親般訴諸暴力以作宣洩。
不願意肩負扶貧責任的富人
富人願意肩負扶貧的責任，絕對有助改善財富分配不均的情況。但「人是自私」的假設在古今中外也很大程度上成立，可慘的是大部份富人甚至連交稅也感到「自己擁有的財富被搶」，又何來講捐獻？
主角 Aydın 由「土耳其馬龍白蘭度」Haluk Bilginer 所飾演（筆者所取的外號，由於他與馬龍白蘭度在《巴黎的最後探戈》中的外型極相似，與本文重點無關），他不溫不火、拒絕「面譜化」的演出演活了自命不凡的上流人士。
Aydın「接見」登上其府上向他道歉的神職人員時，偽善的他當然亦裝出一副尊重的模樣，但背後卻厭惡他寒酸的衣著，更美化自己的「狗眼看人低」，指自己認為衣著不莊重的神職人員亵瀆了神靈，在專欄更大肆以宗教之名狠批該神職人員，但事實上 Aydın 是一個沒有踏足過清真寺半步的無神論者。Aydın 戲言他看到那衣衫襤褸的神職人員時，才知道自己年輕時所演的神職人員一點也不真實，事實上這的確反映了大部份「離地」的藝術從業者如何脫離現實、脫離群眾。
Aydın 自命自己勤奮大半生才換來富裕的退休生活，指大部份窮人是不愛行動、懶惰的奇生蟲，面對友人「即使面對罪惡亦要施恩」的精神（姑勿論這是正確與否）及片尾從事公善事業的朋友對於富人應負社會責任的論述，Aydın 以取笑的態度看待，並以「為何要將自己的財產施予他人」、「難道富有是罪要受罰嗎」等的論調回應。Aydın 認同慈善是偉大、無私的事，但與友人傾談時則以「有些人與生俱來是愛幫助別人」、「作為藝術家應專注於自己擅張的藝術創作」以合理化自己的自私，將社會責任推卸給別人，自己則置身道外，專注創作他親妹稱之為「矯情造作」、「不符現實」的離地文章。
姑勿論富人應負救濟窮人的社會責任是合理與否，電影成功展示了離地上流社會拒絕行善的各種心態。同時導演亦借機批判一些「離地」的所謂藝術家只埋首創作一些脫離現實的所謂藝術作品，忽略社會議題，沒有負起當藝術家應負的社會責任，筆者認為年輕的電影系學生應深切反思（事實上，藝術成就最高的電影作品全都與政治及社會議題有關）。
富人行善背後的各種用心
前文提到 Aydın 對妻子 Nihal 的公益事業不聞不問，但有一次收到崇拜他的女讀者來信，信中懇請 Aydın 援助她們建學校時卻一反常態的上心，主動問朋友和妻子 Nihal 應如何處理。事實上 Aydın 關心的不是公善而是支持者的期待，反映富人從事公益的別有用心。
Aydın 從事善慈事業的妻子 Nihal 是電影中最具爭議性的角色。她年輕時已與 Aydın 結婚，因而一直過著富裕的生活，畢生從未工作過，靠捐助他人的錢來從事善慈事業是極大的諷刺，電影中提到「捐獻的真正意義並非富人能捐出一大筆錢，而是從人在困難的生活時，仍能釋出資源去向更有需要的人施予援手的犧牲精神中彰顯出來」、「慈善絕非富人炫富的工具」。妻子成立的慈善委員會飯聚，各「慈善家」飲飽食醉、品嚐紅酒（其中一個有名的慈善家一坐下更指名道姓點最高級的咖啡酒），這班「慈善家」過著窮奢極侈的生活，只不過因為身家豐厚才能有「多餘錢」作捐獻，當中不少人更因而得到名氣，這班「慈善家」真的彰顯到行善精神嗎?
反對慈善事業的 Aydın 在沒有理由的情況下懷疑 Nihal 所辨的慈善組織會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以謀取暴利，夫婦因而發生衝突。 Aydın 打算停止讓該組織的營運，Nihal 因此而傷心欲絕，並哀求 Aydın 改變主意，指辦慈善讓她不需工作的人生變得有意義、讓她獲得滿足感並彌補心靈上的空虛。從結果來看，積極辨慈善如 Nihal 的富人總比自私如 Aydın 的富人好，但從動機來看，Nihal 的目的並非完全出於扶窮，讓自己心安理得、讓自己的心靈富足、醫治自己脆弱的心靈等才是主要原因，終究也是「為自己」。
社會上有很多如許仕仁和郭炳江般過侈華揮霍生活的所謂「善慈家」，以自己的名義捐獻或成立慈善機構，為的是名聲，為的是站在道德高地，是塑造形象的工程（甚至為了在關鐽時刻有一些社會名流或直接受捐助的養子養女站出來為他的人品作擔保），即使不是為了建立外在的形象也好，也可能是如 Nihal 般為了滿足內在的心靈，甚或是淹蓋自己行賄或受賄的罪惡感，自我欺騙，好讓自己能夠「打從心底地」感到自己人格高尚、並能夠「行得正企得正」。這部電影展示了富人如何利用行善作手段，達到各種自私的目的。
窮人的骨氣與勇氣
電影末段，由於道歉事件和更早前的暴力事件，Nihal 因為感到自己一家有負於拋石頭的父子一家，於是親赴他們家中並贈予大筆現金。Nihal 提出不要將捐錢一事告知任何人，足證她在乎的並非名。自尊心作祟的父親向 Nihal 指不要寄望他會感恩，並將 Nihal 送給他的錢掉進火爐裡，表示「不用你可憐」。
電影初段父親誤會了富人的用心，但說不定今次真的被他說中了。感到罪疚的 Nihal 說不定真的希望得到他們一家的感激寬恕，從而減低罪疚感，這亦是富人行善背後的其中一種自私心態。
儘管經濟狀況極度惡劣，父親也亳不猶疑地放棄了救濟。此舉除了反映窮人自尊心之強，同時顯示了他們的生存之道。導演刻意在父親「燒錢」一幕前，剪入同一時空 Aydın 與友人品嚐紅酒的情節，他們喝至大醉並暢談人生，友人提到一些人就是勇於從困難、從衝突中成長，顯然是導演向對那名「有骨氣」的窮等父親的讚美。
窮人拒絕援助、自力更生，畢生無法擺脫惡劣的經濟環境；過著富裕生活、畢生從未工作過的富人卻能夠拿別人的錢去辨慈善救濟窮人。二人的對比是導演對社會制度作出的一大控訴。
為上流社會而設的藝術電影
酒後吐真言，友人向 Aydın 提出「富人有扶貧責任」的說法，Aydın 回應指神創造的世界就是有貧富之分、就是不公平，並引用達爾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來表示大自然的制度就是殘忍，試圖以社會達爾文主義合理化財富分配不均及社會的不平等。友人聞言暗示 Aydın 沒有良心，並借莎士比亞的名句反諷 Aydın 一番：「良心無非是懦夫們所用的一個名詞。他們害怕強而有力者，借它來做搪塞。刀劍才是良心……」友人以詩句「歌頌」Aydın 捨棄良心、崇尚「弱肉強食」的殘酷價值觀，同時反諷富人愛借「高尚」的藝術合理化自己的價值觀。Aydın 聞言嘰笑，並不甘示弱地「讚揚」懶人一番。
Aydın 的價值觀被連番的質疑後，一天出外打獵遇見一隻野兔，猶疑一刻後終選擇將牠殺死，並以之作食物，象徵了 Aydın 依舊篤信達爾文主義、依舊不會憐憫弱者甚至站在強者的角色主動奪取他們的性命。
其後 Aydın 回到山頂的房子，打開電腦，沒有接受親妹的意見反樸歸真、寫反映現實的題材，而撰寫「虛假」的戲劇題材，續當一名在鍵盤前建構其充實人生的離地藝術家，電影亦隨著一下又一下的打字聲、寒冷的畫面中完結。
導演以一部寫實的作品，從一個貧富懸殊嚴重的社會，批判富人面對要負上扶貧的社會責任的各種不良心態。筆者倒想看看常標榜愛好藝術的香港中產及上流人士，在看過這部真真正正的藝術電影後的觀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