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的小說家杜斯托也夫斯基在《卡拉馬佐夫兄弟》(Brothers Karamazov)，《叛逆》一章的故事裏，對基督徒能否遵守「愛鄰舍」這一條新約誡命的問題，有很深刻、透徹的分析。故事裏的主角Ivan說，我們是不可能愛我們的鄰舍的，除非那是遙遠的、抽象的鄰舍，否則這種愛是沉重的。

愛是沉重的，因此很多人會選擇輕易的方法去「愛你的鄰舍」。《叛逆》裏的Richard是一名二十出頭的殺人犯。他六歳時被當成禮物送到一家牧羊人那裏，牧羊人只把他當成家中的一頭動物，要為他們工作，七歳就要學會放牧。儘管是寒冷的冬天，他吃的、穿的都不夠；飢餓時，就只可偷吃豬的飼料，被發現後更常常遭到虐打。Richard長大後，因長年勞動而擁有強壯的體魄，於是在飢餓時常常偷或搶別人的東西。

可是，有一次他為了得到食物，結果因為劫殺一名老翁被捕，判處死刑。在監獄裏，他被慈悲的牧師和善心的貴婦等包圍着，教他寫字，和無休止地向他傳揚基督的道理，直至他向法庭認罪、懺悔，並指自己是一頭怪物，最後得到上帝的恩典。結果，他認罪、悔改、歸信主耶穌的消息，轟動全城。城中的貴族和上流社會的人士，紛紛跑到獄中，擁抱他、親吻他。當他被推上斷頭臺的那一天，法官、牧師、善心的貴婦和群眾高呼：「弟兄，今天是你最快樂的一天，因為你也可以得到上帝的恩典；死吧！死在上帝的懷裡！」群眾紛紛親吻他後，Richard這位被稱作「弟兄」的頭顱在基督的愛與關懷下被砍掉了下來。

故事的主人翁Ivan忿忿不平地指出，從來沒有人追究為什麼Richard變成那個樣子。顯而易見，若果要真正去愛、去關懷Richard這位鄰人，為他討回公道，代價是沉重的，因為要當這位義憤不平、愛人如己的鄰人很可能要為Richard挑戰強權、專制的制度、不義的政府、萬惡的教庭和冷漠的社會；相反，到獄中傳道、教Richard讀書寫字，卻來得容易。故事裏的牧師、善心的貴婦、以及上流社會的人士就選擇了這種輕便快捷，但又自我感覺充實滿溢的方法。是的，這個情境大家應該易熟能詳，近年「歡樂滿東華」、「星光熠熠耀保良」就是這種狀況。

然而，最令Ivan忿恨的是，一羣基督徒，他們以上帝的愛、寬恕和和諧為名，去合理化地上一切一切不公義，甚或是邪惡的事情。Ivan舉了好幾個慘無人道有關虐待兒童的例子，最後一個例子是關於一個將軍，命令他的狗羣將一個小孩活生生地咬死。圍觀的基督徒，對這幾件虐待兒童的事件竟然視若無睹。有的指虐待是合理的，因為家長管教孩童必須使用嚴肅的手段；有些則認為那位被狗咬殺的孩童母親應該寬恕那個將軍。

看到這群冷漠的基督徒，Ivan不禁要問，為什麼純潔的小孩，那些耶穌基督的瑰寶，為什麼他們要受到這種虐待？他得到的答案是，縱然小孩是在地上是純潔無瑕的，但他們都背負了亞當的原罪，一代一代都需要接受這種痛苦。有些時候，他們的犧牲是必須的，因為這樣才可以換來將來永久的和諧。結果，這個教條式神學答案、這種不問人間冷暖的大道理，使Ivan決定退回天國的入場卷，最後他不願意跟這一群泯滅人性、忘記人間疾苦的基督徒呆在一起，毅然走進捍衛世人公義的國度。

《卡拉馬佐夫兄弟》於十九世紀出版，故事寫的是俄國社會，討論的是基督教的誡命；但是，它對人性、對社會深刻的描述，卻超越了時間、地域、宗教與文化。當我們閱讀這個故事的時候，彷彿看見了香港在專制政權統治下的社會狀況，又看見香港人面對社會上種種不公義的事情時那種荒謬的態度。

很多香港人都不願意了解「林慧思事件」背後所反映的不公、不義和強權橫行的情况；相反，對他們來說，老師講粗口的問題比起與專制政權對抗來得容易、來得輕鬆。倘若真正的要這群充滿愛的香港人對抗港共政權的打壓，所要付出的代價一定比「責備老師言行」來得沉重。同樣，我們每年看見七一遊行、支聯會專營的六四集會，都是形式化和行禮如儀的，因為以民主黨為代表的泛民和社運精英總是選擇一條輕易的道路。他們就好比故事裏的牧師、善心的貴婦、及上流社會的人士，高高興興地把香港人的「將來」送上斷頭台，但又得到榮耀。

更令我們憤恨的，莫過於那些「文妖」、「偽道德主義者」和「中產傻蟹」，以大道理來合理化香港社會在港共政權下的倒退，和梁振英政府的不義施政。這些「神棍」、「道長」說「仇人也是鄰舍」，叫我們要「理解」，並以理「說服」我們的敵人，又把抗爭者與警察拉成對立面。這種顛倒是非黑白的文字遊戲，標籤抗爭者為橫蠻的、非理性的暴戾人士，不但沒有正視警隊執法不公的問題，反而合理化港共政權以公權力打壓示威人仕，叫手無寸鐵的市民理解警員的內心世界。這個「道長」只是像《叛逆》一章裏，Ivan羞以為伍的基督徒，他們只懂合理化孩童所受的苦難，而裝模作樣地教人寬恕虐殺兒童的將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