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袁國勇曾以武漢回港人士的確診率，推斷整個武漢的感染數字，卻受到美國流行病學家質疑。港台報道〈港大研究推算湖北220萬人曾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而該論文則刊登在《刺針》期刊，以452人從湖北省回港的港人的抗體，推斷湖北省患者數目；又將之除以死亡人數，推斷染病死亡率為0.8%。這個袁教授曾推算的湖北省死亡率，跟袁曾公開推斷的香港死亡率相近。2020年1月，他指香港會有140萬人染疫，1.4萬人死亡，袁國勇版本的死亡率，應為是1%。

然而，袁國勇的湖北死亡率論文，受到哈佛大學公眾健康研究院流行病學副教授漢納格（William P Hanage）在同一本期刊中撰文批評。他指出袁把屬於武漢的數據，放諸整個湖北省 － 袁國勇的452個樣本當中，17個有陽性反應的人，有16個由武漢回港，即約八成來自武漢；而武漢的確診和死亡人數，絕對超越其他湖北地區。

袁國勇武漢當湖北，馮京作馬涼

結果，袁國勇把武漢的數字當湖北，錯把馮京作馬涼。武漢市0.8%的較高染病死亡率，成了整個湖北省數字。漢納格教授以湖北省官方數字0.16%對比，指袁國勇的計算相差甚遠。

漢納格教授指出，袁國勇的研究帶出三大問題：

一.COVID-19染病死亡率因地而異，但不會去到這個地步（but not to the extent shown in this example）；
二.單純用抗體檢測計算確診定義來推算染病致死率，是不可靠的，原因諸如檢測準確程度、採樣方法等；
三.漢納格教授的指控更嚴厲：「所有研究結果，包括染病致死率之估算，應該清楚透明地陳述，並列出所有假設。研究結果應該直接放在結果一欄，而不是討論環節。」

其後，袁國勇在《刺針》撰文回應，承認高估了湖北省的染病致死率，同意不應把武漢的數字混入湖北其他地區。但是，這位在香港一士諤諤的袁教授，沒有就此罷休。他說：「我們承認研究的諸多局限。」

他說局限（limitations）而非錯誤，此是詭辯：武漢有多大，湖北有多大？把武漢本來已經非常有限的數字，計算湖北死亡率，就是數字挪用，偷天換日。袁教授繼續解釋：「我們用上較少人數的452名香港居民，他們並非從地理上隨機抽樣......所以，我們只好謹慎地從研究中找出可行的含義來討論。」

這是甚麼邏輯？把病毒發源的城市數字，挪用到全個省份，無論討論如何謹慎，也是完全錯誤吧？這種規模的挪用數字，反映了袁國勇在這個研事的學術操守鬆散！

機會主義者：袁國勇

袁教授的解釋，可堪玩味：「我們只好謹慎地從研究中找出可行的含義來討論。」一句「只好」，而他是明知其局限，反映袁教授是以小博大，不惜一搏。

他描述這種挪用行為，是「只好」，即他認為是無奈，沒有選擇。不發表研究，或按下不表，或靜觀其變......袁教授大概不認為這些都是選項。見縫插針，數字為其所用，是他的唯一選擇 － 袁教授有機會主義者的風格！

這些言論，刊登在1842年創刊的《刺針》醫學期刊。數字挪用，是嚴重失實，但是袁教授自圓其說後，就好像沒事了，畢竟他在歐美以外的醫學體系和公共論域行走。只是，袁教授是中國衛健委成員，實在不應由美國學者指正他把武漢當湖北吧？

袁國勇無法為數字挪用辯護，但也以自己的方式反擊。隨後，他反指出漢納格教授，其實也把武漢的死亡數案說多了，所以武漢的染病致死率，比漢納格教授估算的更低。

袁國勇這段對話，過程非常戲劇化，就好像在說：你說我高估了？我不辯駁，我有我的限制。但說到數字要較低，我就發現你還不夠低！

科學統計，真有人性，滿滿的臭蟲論：大家都有錯，沒有誰比誰高尚。

「讓數字說話」、「數字不會說謊」，這些愚民說法，不知怎的，成了一種公民的媒體閱聽能力（Media Literary）。例如《立場新聞》，非常熱衷製作資訊圖表（Infograhic），彷彿數字就是真相。拜託，香港不是個商業城市嗎？不是商業服務發達嗎？難道這裡的人都不知道數字如何為人所用嗎？

香港這個世故的社會，竟然會相信數字反映真相！怎麼社會上下忽然是一副入世未深、假裝理性的模樣？

（編按：本文刊載於熱血時報印刷版第95期。熱血時報印刷版訂閱連結：http://www.passiontimes.hk/4.0/regform.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