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治創傷的病歷

香港政治創傷的病歷


「你唔搞政治,政治都會來搞你。」這是十分無奈的一番話。香港有其獨特的社會生態,因此人們一直只在別無選擇之時,才加入「理會政治」之行列 - 政治搞一搞我,我又搞它一搞,多是敗興而回。就算政治目標達到了,例如甚麼惡政撤回了,那只是社會一時之間沒變本加厲而已,卻沒能夠出現建設和創造,沒有持續產生得當、堅實的滿足感。這種迫於無奈的「反對政治」,重重覆覆的政治動員,消耗了幾多代人的汗水、淚水、青春、智力、選票、捐獻,甚至是鮮血和生命?而眼前,仍是永無止境的政治動員和政府惡行。

港人的政治創傷

這種受壓迫者的集體身心靈耗損,你經歷了多久?若你因爲2019年《逃犯條例》修訂而參與,你便經歷了數個月至一年左右。

若由2014年的「雨傘革命」開始,你經歷了五年:若果是2012年「反國民教育」開始,你有七年經歷。

如果在2011年因「本土運動」而加入,你已經歷三至八年左右;若是2010年的「政改」、「五區公投」、「起錨」、「票債票償」運動,你就過了九年。

至於從2009年的反高鐵、2006至2007年的保育天星皇后碼頭的,即過了十至十三年;如果是自2003年反廿三條國安法七一大遊行起計,你已過了十六年。而如若你的「起步點」是1989年的「天安門慘案」,屈指一算,你已經歷了整整三十年的政治挫敗。

這種長久的政治挫敗折磨與壓迫,我們恆常應付;有人經歷時間很長,有人經歷了很短但傷害至深。一人一部政治個人史,多少無奈和怨恨?

政治創傷,會帶來革命嗎?

因壓迫而產生的苦楚,可能是反抗動力,也可能不是。天道茫茫,歷史裡有多少族群,出自苦難而反抗,最終卻是失敗收場?除了因爲壓迫者太強大,更多是反抗的方向出錯、對象出錯、先後次序出錯、力度出錯、時間出錯;或是太遲找盟友、找錯了盟友、出賣了盟友;又或者是,反抗的一方勝利了,卻同時養出另一個叛賣自己的掌權者。由受難到反抗,或者自棄;由反抗到勝利,或者自滅;由勝利到締造族群幸福,或者釀成政治災難,每一個環節,也是歷史的大秘密。我方受盡苦難,歷史卻不必然站在我們一方。

香港歷代不少人有恐懼,有創傷,有受壓;但是,反抗勝利、興邦立業的歷史大秘密,一直沒有出現在人們的腦海中。「六四事件」對港人的精神創傷也是很大吧?卻不曾轉化成反抗主權移交的政治運動;最後,香港由當年英女皇冠冕上的名珠,淪落到現在的共匪軍法特區。為甚麼?因為轉化需要族群的心智提煉,即需要深刻精準的政治論述、公正的傳媒、有本土忠誠的政治人物和組織。這些群體忠誠、智力的表現,來自復興傳統與宗教、正確參照歷史和國際經驗、在社會運動中培育出手足之情。這些範疇,是整全的族群覺醒。

香港開埠:華人止步政治

香港開埠以降,民間縱有強烈的自治、尚武、拓荒者的精神和傳統,在宗族、家族、行業、江湖、社團、街頭、外埠皆大放異彩,但一涉及跨國秩序、階級矛盾、主權之爭、傳統興廢、憲政司法,本地華人便行人止步,不知過問;沒有鍛煉機會,也沒有完成族群成長 - 偏偏這些本土政治的範疇,就是改變歷史的大秘密。

五十年代:一攪政治 就替他人作嫁衣裳

當本地人開始過問政治,那卻不是有本土忠誠的政治。舊時香港的大型政治運動,都明顯是境外的政治,不是本土政治。1925年「省港大罷工」,由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發動香港工人行路上廣州支援罷工;1956年「雙十暴動」,乃居港的國民黨人與港英政府衝突;1967年的「六七暴動」則由中共發動,企圖提早收回香港。這些政治運動,人是犧牲了,但卻是為境外政黨、運動、政治利益而犧牲;本土人的福祉,也許是導火線,卻非主軸。

境外的政治來搞你,你搞來搞去的不是搞本地的政治;然後政治仍在搞你 - 這是離地的政治。「六七暴動」以本地民生困苦起始,為境外政權犧牲告終。暴動後,七八十年代,經濟起飛,香港人脫貧,財富解決了幾代人的個人、家庭、社會問題。但其所種下的因就是,這樣的社會誰會去思考政治?得到的果,就是服務境外的政治,一直延續。

八十年代:仍然不到自己的政治

香港人因為一直荒廢政治,八十年代面對中共要「收返」香港,沒有還手之力。當時中方有個禁忌,用他們的修辭就叫做「三腳櫈」 - 「三腳」即中國、英國、香港;意即中方反對香港加入中英談判。同時,用今日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標準來看,當年香港完全沒有出現過拒絕主權移交的大型社會運動,只有再次替他人作嫁衣裳、不屬於香港的政治。

甚麼是屬於「本土」的政治?

消耗本土人員和抗爭成本去成就他國利益,是離地的政治,例如「六七暴動」;成就本地人福祉,不被判賣者從中壓詐,是本土的政治 - 後者正是香港所需要的。若能兼顧本地和國際的福祉,就叫兼善天下。然而香港的政治,長期離地,就算七十年代香港社會出現「歸屬感」,香港政治也在服務離地利益和服務本土之間搖擺,最終擺向中國利益。一班南來的報人和文人,例如《明報》創辦人查良鏞(金庸),到了香港關鍵時刻,就主張六四屠城後給予共產黨改過的機會。另一班是大專領袖,相信「認識『中國』,關懷社會;胸懷祖國,放眼世界」,代表人物有羅永生、葉健源,當年他們是帶頭提出「民主回歸」的青年,甚至好像今日的白宮聯署般,寫信給中共總理趙紫陽,支持中共收回香港,解除港英殖民,並以給予港人民主選舉作交換條件。這封信,逆天而行,沒有港人聯署授權;但當然,中共回信讚許,大造文章大加利用。

另一班是社工、教師、教牧、工會領袖如吳仲賢、劉山青、司徒華等,受左翼政治思潮或西方教會的社關(社會關懷)影響,七十年代他們有基層運動、爭取中文合法化等本地抗爭經驗,這是短暫的政治啟蒙。但一到八十年代的主權滅頂之戰,文人、街頭鬥士、學運領袖、律師,不是在體制那邊親共,就是在反對陣營那邊容共。

政治創傷中深切反省

這是香港與救贖失諸交臂,是沉痛的歷史;但反省仍未開始。四十多年來,香港人沒有思考過,為甚麼如此「順攤」就接受主權移交?沒有坦承面對自己不懂政治,只一味放大當時中共有多強大、自己有多軟弱,旨在逃避歷史責任。八九六四後,全球制裁中國,通緝中共官員;共產黨很強大嗎?是香港廠家掏空本土工業北上開廠,拯救中共噢。在政治創傷中,不知道自己不知甚麼,不知道自己應該要知道甚麼,只知道反抗失敗,或沒有反抗,純粹是壓迫者太強大,自己太弱,以強弱解釋一切。這是一種因集體創傷而出現的扭曲世界觀。如果革命或變革的成敗,純粹取決於錢財、權力、武力強弱,那歷史是豈不是從未發生過改朝換代?古時的掌權者豈不是仍在千秋萬世?中國豈不是仍是夏朝統治嗎?而偏偏,多數政權更替,都牽涉以弱勝強,這才是歷史常態。

受壓迫的族群需要勇氣和耐性,要坦然察省苦難如何改變了自己和同胞,要謙虛參照歷史,要和同胞把握轉機,要謙卑地祈許上天眷顧 - 這是都是歷史上所有受壓迫的族群,都要面對的心靈戰爭。戰勝了受壓者的心靈恐懼,面對族群曾犯下的過失,智力、財力、武力、運勢就會來;失敗後若繼續受苦難所操控,就會因不斷犯錯而自滅。若擁有在困苦中茁壯的心靈,也許一個族群就能在歷史中留下來。

(編按:本文刊載於熱血時報印刷版第75期。熱血時報印刷版訂閱連結:http://www.passiontimes.hk/4.0/regform.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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