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罷第99集笑死朕，很同意「皇上」對中國讀書人缺乏批判精神的看法。

幾年前，我和我的老師參觀北京故宮。老師是外國人，問了很多有關中國文化的問題，特別是中國的科學發展。後來，我們走到景山山頂，俯瞰整個故宮的建築結構。老師指着故宮說，天主教教會支配着過往西方的學術研究；相信中國的學術研究亦走不出「紫禁城」的控制範圍。

一千多年來年來，西方的學術研究都受到天主教教廷的控制。科學研究（真），道德判斷（善），藝術發展（美），都以教廷的判斷為依據。就以伽利略的研究為例， 由於他支持「日心說」，反對地球為宇宙中心的學說，並同意地球是環繞太陽轉動的。結果，教廷指控他的學術研究是異端邪說，並被把他軟禁在家裡。

在 16、17世紀期間，西方學術界在面對着教廷對科學研究極槽操控的情况下，發動了一場現代科學革命（Modern Scientific Revolution）。西方現代科學革命的代表人之一，笛卡兒（Descartes）提出了一個根本的問題──  究竟甚麼才是科學知識的基礎？結果，他著名的「我思故我在」論，把教廷的神聖地位推翻了。笛卡兒指出，人的批判理性能力才是科學知識的最終基礎。另一位西方著名哲學家康德（Kant），亦致力逆轉教廷的主導思維，把道德判斷安頓於人的理性能力之上。這一場燦爛的思潮運動，不但動搖了教廷掌控真、善、美等知識研究的神聖地位，同時亦帶動了批判科學精神的發展。

反觀中國的知識份子在皇權的統治下，仍然努力地體現他們所謂「學而優則仕」的求知態度。 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學後，「舉孝廉」到「五經博士」等都是信奉和實踐儒家思想的官員；唐宋以後儒家的典籍主要考經據典和參考文獻。更重要的是，儒家思想主導了皇朝時代的政治行政。在昔日的紫禁城裡，朝廷官員掌控了儒學研究。成功的儒生被納入建制內，失敗的只能回鄉當老師， 教育和傳承儒學思想予下一代。朝野內外均相信並推廣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意識形態。

一些天真的學者認為儒學思想，無論是心性一派或是天理一派，皆着重道德反省，而此道德反省，可作為道德實踐的批判基礎，並對不合理的行為進行批判。但是，這種批判精神往往在政治上做成皇權與治權的衝突。這一想法的問題是把道德思想抽離實際的政治及社會脈絡，為一種自欺欺人的想法。自古以來，儒家思想從來離不開家族文化，由家族的長幼有序到家天下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是從儒家思想取得合法性。在兒子不可以反對父親、臣子不可以反對君父的思想和情況下，又何來道德的超越、何來對權威的批判？

這一種長幼有序的中國式階層觀念，延伸至社會各個領域。中國學術界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師承何派」、「師門長幼關係」這種階級觀念影響深遠至今。十多年前，筆者在一個學術會議上認識一位留學西方多年的台灣學者。他雖然對大學時的老師的最後一本作品私下有頗多批評，但在會議上還是必恭必敬，並不敢作出半句批評。另外，約三十年前，筆者一位校友的碩士論文因批判師公的新儒學立場，結果他的論文未能通過，其指導老師亦給師公當眾罵了一頓。簡而言之，長幼有序的中國式階層觀念凌駕了真誠及真確（validity claims）的學術討論。這也是為什麼中國缺少了一場現代科學革命、中國讀書人缺乏了批判精神的其中一個原因。


延伸：
笑死朕第99集：莫言‧負心總是讀書人 
http://www.passiontimes.hk/?view=prog5&ep=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