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本文有關香港身分證制度史的資料，皆取自鄭宏泰和黃紹倫合著的《香港身份證透視》 ，由三聯書店於2004年出版。本書亦有講及身份證制度對其他政策的影響、身分證如何確立本土香港人身份等有趣題目，尤其適合今時今日閱讀。）

最近政府說，本港的身份證系統，有改善和更換的需要，並將提案交到立法會。其中一項加入RFID無線傳輸的建議，尤其令市民擔心私隱的問題。面對政府日漸加深的獨裁行徑，港人終於稍有意識反問：為甚麼要換身份證呢？甚至乎，為甚麼要規定帶身份證出街呢？身份證上的資料，政府會如何使用呢？身份證相伴市民左右，但多年來，我們對它卻不甚了解，猶如一個同居的陌生人。

身份證制度之政治成份

原來，身份證系統的概念，首先出現於日治時期。當時日軍發現，港英政府沒有為人口作出登記，後來推出民證政策，以了解人口數量、分佈，以及方便找出滋事分子。然而，這個計劃尚未完成，日軍便投降了，並將香港交還予英國。

重光之後，人心不穩，反英、反殖之聲未斷，港英政府亦不敢貿然重啟民證政策。到了1949年，共產黨得勢建政。中國局勢緊張，港英有感時機成熟，便向市民解釋，為了輔佐分配資源，需要進行人口登記。

然而，重拾日軍的政策，向所有市民簽發身分證的真正目的，是限制華人出入境的情況，全盤控制人口。這一方面是應對中國政局動盪的外憂，另一方面則是監控境內國共兩黨搞活動的內患。中共得勢後，港英積極推行「去政治化」的策略，務求令香港華人從國共鬥爭抽離，而當人人都有身份證時，政府監察人口和民間政治活動便容易得多了。

1960年代初，大量非法移民從大陸到港。抵達市區並得到親友接濟者，港英一律予以簽發身份證。截至1968年，便發出了近24萬張身份證。1971年，香港移民制度更趨封閉。港英為香港居民的身份和權利作出界定，發出「黑印」和「綠印」身分證：香港永久居民拿「黑印」，而未住滿7年的新移民則拿「綠印」。

《香港身份證透視》的作者鄭宏泰和黃紹倫認為，1971至1972年是港英認受性大升的分水嶺，也是「香港人」身份誕生之時。在此之前，香港華人大多不認同港英的統治，但黑綠印之別，令他們那「默認性身份認同」順利轉型，成為「合法性身份認同」，加強了「香港人」於法律、權利、地位上的身份認同感。正如時至今天，我們仍會問「你身分證有無三粒星呀？」，從而得知對方是否香港人。因此，客觀上看，身分證亦輔佐了香港人身份的建立。

1980年代，偷渡客問題日漸嚴重，港英把心一橫，採取「即捕即解」政策，將所有偷渡客遣返中國。除了普通巡邏檢查，政府亦加強了特別行動檢查。根據警方的資料，單是1980年11月至1982年9月，被截查身份證的市民（15歲以上）有110萬人次，是總人口的大約五分之一；被警告的有約1,200人次；而被票控的有約3,900人次；被拘控的則有240人次。大規模的查身分證，也抓住了市民的心理：既然隨時要被警察檢查，市民很快也習慣了出街帶身分證了。

1983年，港英廢除手寫身份證，推出第一代電腦身份證，加強了證件的防偽技術。翌年，中英兩國簽署《聯合聲明》，香港前途問題塵埃落定。1987年，政府再換上第二代電腦身分證，為主權移交後繼續使用。政府於2003年推出第一代智能身份證，該系統經歷4年的研究，加入了多項民用功能。

2013年5月，入境事務處表示，正檢討第一代智能身分證物料、防偽、保密性、生物特徵技術等。2014年1月，入境事務處宣布，計劃於2018年5月起為全香港約880萬居民更換身份證，涉及開支逾29億元。外界關注新加入的RFID無線傳輸技術，擔心證件資料會隨時被讀取。保安局於2015年1月向立法會提交補充文件，解釋新身分證之晶片只支援約10厘米範圍內的通訊，並且必須通過雙重認證，以此闢除坊間疑慮。

身份證、政府權力、權利自由

身份證系統記錄了所有市民的個人資料，的確，這有助政府施政，但也是幫助統治。以上所見，身份證政策的變動，背後除了包含了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也定必考慮了政治因素。只不過，港人對於政策的制定，向來都興致缺缺，連被當作足球踢來踢去也習以為常了。現在，對於第二代智能身份證，我們必須以史為鑒，打醒十二分精神，留意背後的政治動機。

2015年，截查偷渡客的急切性已不如前，今天身份證主要只作民間用途，例如在看病、出境、借書、投票等特定情況，才需要作出身份記認而已。因此，除了增加警察權力之外，我想不到任何原因要繼續強逼市民攜帶身份證。況且，警察查身分證之權力，對打擊罪案根本沒有實質用處，因為警察是否逮捕某人之決定，應基於其行為舉止，跟他身上有否身份證無關。

再者，該權力之重要，是否高於市民的私隱？過去幾個月，有公開場合表達爭取普選言論的人，都被拒於香港和澳門的關外。換言之，查身份證之權力，即成辨認異見者身份的最佳方法。然而，要廢除整個身份證系統，是不符現實的，但廢除強制攜帶之要求，則是針對政府權力，亦徹底排除了新科技帶來的潛在危機。

有指RFID技術能「隔空抄牌」，坊間對其純熟程度仍有爭論，但近幾個月來，警察拒絕出示委任證、向年輕人大規模抄牌等事情，依然歷歷在目。連警察都視法律如無物，教我如何相信政府會否妥善利用身份證系統、不會藉新技術監控市民？港府日趨獨裁，往績如此惡劣，香港人絕對有權、有必要去質疑更新智能身分證的政治動機。

即使新身份證真的沒有做到「隔空抄牌」，也不代表政府應該加入RFID技術。究竟該技術有幾重要？是否非要不可？是RFID技術重要，還是市民對私隱的顧慮重要？有關身份證的問題十分敏感，應該考慮到市民反應。強行去馬，無疑是不顧民情和社會現實。獨裁之真義，不外如此。

或許，以前的人覺得，身份證只是一張普通不過的卡，保障了居留權，不可能載著甚麼計謀。可是，到了現代，這張纖薄的卡，既保障了我們的權利，也將可能出賣我們的自由。

歷史告訴我們，身份證制度離不開政治，故有必要綜合現時的政治因素，看待其制度發展。強制攜帶身份證的做法，已經不合時宜，而且隨時變質，配合高端科技，即成將市民當作家禽的管理方法。更新智能身份證一舉已露端倪，必須反對，同時港人也是時候擺脫慣性，要求廢除強制攜帶身份證的規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