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續數個星期，關於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爭議持續升溫，因為已經去到立法會財委會討論撥款的階段，眼見港深高鐵的惡夢將重蹈覆轍，現在的情況可謂刻不容緩。梁特政府只管透過既得利益的鄉事派扮作民意代表，自欺欺人，強行衝擊民意，最終導致立會外民官衝突加劇，立會議事風範盡失，先不說東北計劃是福是禍，只看梁特政府的處事手法，已是災難。

上星期五，梁振英自拍短片，利用軟性宣傳，將東北計劃與過往新市鎮發展混為一談，指出如非當年新界土地擁有者「合作」，今天也沒有新市鎮的「成功」。全片一分零八秒，內容只有不足三百字，卻貫徹了梁氏在語言上的偽術風格，充滿謬誤及歪理，要蒙騙的是對新界發展及新市鎮政策欠熟悉及理解的市民，筆者亦嘗試找來一些歷史証據，分作上、中、下三篇，將梁特膠論一一戥破，以正視聽。

梁振英開首便說：「……過去三、四十年，我們成功發展了三個比較大型的新的新市鎮，包括沙田、屯門、將軍澳……如果當年這三個地區的居民亦提出不遷不拆而不肯搬的話，沒有可能有這三個新市鎮……」

首先，梁振英用「我們」一詞，是很，「政治不正確」。香港主權移交，特區政府成立只有區區十七年，而過去三、四十年的「我們」，其實是指誰？其實，整個新界發展，包括新市鎮計劃，都是港英時期的政策，是殖民地的「遺物」。近年不少香港人被指過於「戀殖」，隨處舞動香港旗或龍獅旗是不夠「愛國愛港」，而現在這一「特」之「首」又將前朝的事翻出來，是何居心？

算了，再說新市鎮政策，過去三、四十年，所發展出來的新市鎮，又何止三個？自1960年代起，到1990年代，新界共發展了九個新市鎮。按發展年代先後分別為荃灣、沙田、屯門、大埔、元朗、粉嶺上水、將軍澳、天水圍和東涌，現時人口共約三百三十二萬。最先開發的是荃灣、沙田及屯門三個新市鎮，在1960年代規劃，1973年開始施工。而將軍澳新市鎮是於1982年開始發展的。筆者不明白梁特的講話中，何以只挑沙田、屯門、將軍澳這三個地區來說，而這三個地區也不是同期發展，發展模式也不一樣，實在不明所以。

此外，如果說昔日新市鎮發展時沒有收地問題，是大錯特錯。相反，港英時期為了應付當時新界的土地擁有者，亦即今日的鄉事派，付出了相當的代價。土地，並不是當時新界地主本著梁特所說的「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精神無條件的送出來。下圖是1961年11月20日，《工商日報》的一則標題：「反對新界土地政策，明天再度掀起高潮」，從標題中我們看到，新界地主與政府的爭端不比今天簡單，這則題目更可以「古為今用」，非常「劃時代」。

曾參與荃灣新市鎮開發的港英官員，後來成為香港史學者的許舒博士（Dr. James Hayes）就指出「……1961年，政府終於同意必須遷拆大量舊民居以實施其市政建設計劃，但卻忽略了政治和家族觀念等因素……《中英北京條約》（指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簽訂之前即已有人居住的村莊，問題尤為複雜，荃灣發展計劃亦未慮及此。而此等村莊恰為首批拆遷對象。自荃灣工業漸趨繁盛，村民意識到地價必將飆升，遂擁地自重，更恃《北京條約》（同上）中有利維持其權益之條款（因《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中訂明：「……在所展界內，不可將居民迫令遷移，產業入官，若因修建衙署、築造炮臺等官工需用地段，皆應從公給價……」），百般阻撓政府計劃實施。另一方面，村民心態其實亦極困擾，唯恐財產受損，危及生存。他們的頑固對抗，使荃灣開發遭受巨大的阻力。」（見許舒著《滄海桑田話荃灣》一書頁100。）

下圖是1964年8月4日《工商日報》關於荃灣收地問地的報道，從內文中可見，當時港英政府的主要對手，是新界鄉議局，當年沒有衝擊立法局的舉動是由於鄉議局自詡為新界鄉民的「民意代表」，而實際上當年該局的確是擁有較大的民意「授權」，即使港英政府亦不得不「顧忌」三分，加上鄉議局組織較緊密，針對新界發展下設「反對土地政策小組委員會」，可見其所謂「反對到底」並非「吹水」（香港俚語，俗語「空口講白話」之謂），對照前述許舒博士的回憶錄，官民爭地的歷史即時立體地呈現出來。

這些，恐怕是梁特短片沒有告訴你的事。至於新界鄉民何以由原來準備對港英政府「勇武抗爭」，到後來「笑住口」將土地一一呈上，用來發展那不止三個的新市鎮？香港政府究竟付出了甚麼代價？請看下回分解了。

延伸閱讀：
許舒著，嘉熙語文翻譯中心譯，《滄海桑田話荃灣》（香港：滄海桑田話荃灣出版委員會，1999）。
James Hayes, Tsuen Wan: Growth of a New Town and Its People.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