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嘗試指出為甚麼儒家思想為中國的極權政治制度提供了文化依據。和本欄文章《儒家思想與共產主義》一樣，這篇文章的主要觀點來自墨子刻（Thomas Metzger）研究中國公民社會的論文，借用墨子刻的觀點可以從儒家的思想系統以外作批評，減低從系統內開始分析的盲點。

儒家思想是一種崇尚「道德理想主義」的思想，認為只要透過道德實踐的功夫，就可以找出「至善」，並達致「內聖而外王」的至高境界。如果儒家道德哲學只是作為一種個人道德修養的學問，相信問題不大。只要不將自己的道德理念強加於別人身上，還是健康的，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當儒家思想制度化並成為中國的主流思想時，這不光是個人道德修養的問題了。首先，將一種而只有一種思想制度化，已經是一定很危險的事情。因為社會上只有單一的（homogeneous）理念， 缺乏多元的（heterogeneous）聲音，人們因而沒有相互批判的動力，社會就難有變遷或進步可言。西方社會受制於基督教文化，經歷了一千二百多年的黑暗時期，到科學革命後才出現多元和高速度的文化發展，如科學、藝術、政制等。

儒家思想不單窒礙多元文化的發展，它更為極權統治者提供了理據，又令中國「老百姓」心悅誠服地接受管治。首先，儒家思想「內聖而外王」的至高境界是指那些有能力悟道而找出真理的真正知識分子以「禮」去教化群眾、治理世界。這是一種完全否定「由下而上」的政治理念。原因很簡單，因為老百姓是需要教化的，是需要無私的道德家「由上而下」地以禮教治國。儒家思想令中國人相信有好的、無私的道德領袖，就有好的社會。這是中國人幾千年來的想法，似乎到現在，還沒有徹底地改變。推翻滿清，到共黨赤化中國，中國人還是一樣。他們相信毛澤東，失望了；相信鄧小平，又失望了。如果道德領袖的表現與人民的期望有落差，老百姓往往會將問題推到身邊的所謂「讒臣」身上。到現在，人們又對習近平寄予厚望，說他會進行這樣、那樣的改革，中國還是會有希望。中國人，特別是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知識分子似乎不太願意接受西方認為人是「自私」的假設。

儒家思想令中國人只寄望所謂「賢君」，從來不寄望制度。他們認為個人的良知，可以發展出萬德萬理。「良知」就是「真理」，「良知」就是道德法律。所以，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最後也是被道德所制衡、所支配，這比一般的法律更為重要、有效。亦由於這種的思考邏輯，儒家學者只醉心「道德義理」的鑽研，去教化老百姓，去改變社會。「法律」對他們來說，是次要的東西。結果，中國人只講道德，不懂法律。「無私的道德統治者」或「賢君」這一觀念令中國人從來不明白「三權分立」的要議，或是「權力制衡」的道理！習近平希望香港要「三權協作」，這說法很明顯地顯示了他腦袋裡還是裝著那種傳統中國人的思維，完全不明白一個自由法治社會應有的運作方式！但更可悲的是有一群香港人，也很大陸的所謂法律學者，常常批評香港法院不與警方合作、立法會阻礙政府施政等！這是想將香港推回傳統的極權統治制度！

此外，儒家思想裡以禮教化百姓所開展出來的社會，是一種以父權為中心的階層社會。這種階層是由「五倫」關係，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所構成的。首先儒家思想的家庭關係，與歐英社會相比，已經是一種父權至上的不平等關係。兒子不可以挑戰父親的決定；弟弟要尊敬兄長；儘管丈夫有三妻女妾、妻子也要順服丈夫。儒家思想更把這種模式伸延到社會各個領域上。學校裡要分師門，尊敬老師就等於尊敬父親一樣，因為「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師門裏也要分尊卑，故有學長、學弟之別。學長可以指令學弟辦差事。這種師門的規矩在現今中國大陸還是跟以往一樣，沒有本質上的變化。就連佛門、道觀、甚至是黑社會都是一樣，都是一種由上而下的父權主義階層社會。香港民主黨內的「大佬」文化，正好反映了他們仍生活在傳統由上而下的父權主義階層關係裡。司徒華退下黨內一切職務後，仍可以利用他的「輩份」左右黨內的決策。他們有甚麼資格可以批評鄧小平退下一切官職仍可一錘定音決定國內大事呢？但可笑的是民主黨內的那些女黨員，例如劉慧卿和黃碧雲之流，還要批評甚麼父權文化。

儒家思想更可怕的地方就是把這種父權主義擴展到君臣關係上。結果，作為臣子的，在道德倫理的規範下，是不可以挑戰皇權、治權的。歷史上，儘管皇帝施行極權暴政，作為臣子的就只可以「死諫」。這已經是底線，也是一種接受皇權合法性的態度。為何不可以推翻皇權呢？因為這種思想，已超過了父權主義的道德底線，會被視為大逆不道。今天的共產政權，與已往的皇權一樣，本質上並無分別。當中國人還相信儒家思想可以找出至善，並達至內聖而外王的至高境界，又相信以道德領袖治理國家比法治更理想；相信發展個人道德，可以改變社會；還在歌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家族文化時，中國是永遠擺脫不了極權文化的陰霾。


（圖片來源：Columbia news, views & revi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