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起始的佔領行動，結果雖未盡人意，然而本地青年眼見前途沒有路向，以後進入社區打巷戰，行動升級儼成共識。有見及此，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於訪問中東兩國期間，亦不忘寫寫網誌，勸喻學生放下分歧，在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達成共識。
道破天機：警察社會
所謂為官不仁，看官請閱讀曾俊華的說法，便知端倪：「現時同學和一些議員主張，如果不能實現他們心目中最理想的提名制度，便要否決政改方案，寧願原地踏步，寧願剝奪500萬選民的投票權，寧願推遲立法會選舉的改革。這種主張自然很難得到為數不少、渴望可以投票選特首的市民的支持。」曾氏只知舞文弄墨，不知提倡政治改革，反而勸喻示威者讓步，實在侮辱公職。協調各方分歧，本身便是政府推行政改的職責之一，然而港共偏行邪道，積極介入輿論戰中，製造內部分化。
他們先是支持民間團體「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的簽名運動，反對佔領中環行動。佔領期間不時派出黑社會騷擾市民，唆使地下社團入稟法院申請禁制令。至於給予警察繞過法律程序，屢次濫用私刑，更是不在話下。曾俊華一番自我剖白，與其說是勸喻，不如形容為指導人民生活，更為貼切。他無意中道破現時香港的情況，此地已經進入警察社會（Police state）。稍對香港時事有所涉獵者，便知上述的評斷所言不虛。港共現時的態度，乃是實實在在的法西斯訓政，無從抵賴。
認受性是港共的慾求
至於其他土共於社會各界不斷開動輿論戰，指部份香港人對《基本法》有誤解。身兼《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的全國人大常委法工委副主任張榮順言及推行一國兩制「再啟蒙」。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更挑明，中央經過佔中事件後，可能要重新檢討對港政策，特別是如何強化中央在香港的權威。在佔領尾聲後，土共紛紛跑出來訓政不是偶然，而是一場精心策劃的部署。
有關此點，可翻閱劉兆佳的著作《回歸十五年以來香港特區管治及新政權建設》談及認受性（legitimacy）的問題。劉氏的立論專橫，他認為九七主權移交以來，新政權的認受性一直備受質疑，而煽動挑戰認受問題的人，包括反對派、反共人士以及西方政治價值觀的信徒。他認為這些人擁護殖民統治，在十五年來質疑認受問題，主要目標是要「阻撓政府的施政，降低它的工作表現，從而證明缺乏民意授權的政府不可能有效管治香港，因此突出政制民主化的必要性及緊迫性，繼而希望大規模動員群眾向中央和特區政府施加壓力。」[1] 從各方官員的反應看來，相信上述的見解，已經成為土共及高官之間的共識。
至於書中所言的解決之道，與張榮順所說的「再啟蒙」如出一轍：「可以設想，假如中央須的決心在認受性問題上打一場硬仗的話，它肯定要大張旗鼓、理直氣壯地從歷史和法律上觀點講清楚特區政府的認受性的基礎及其背後的理據，並與反對派進行激烈的論戰。在這場戰鬥中，特區政府必須站到中央一方並奮力作戰。」[2] 由此觀之，曾俊華的無故訓政，正是特區政府與中共站在同一陣線，為認受性的虛名打一場硬仗。
連鎮反應：英治標準激化世代之爭
如果按照劉兆佳的意見，向民間發起認受性之爭，港共的土崩瓦解是可以預見的。現在港共只能借助抽象的法理詮釋，以及用歷史角度包裝的殖民地原罪，嘗試限制香港人對民主的訴求。說穿了，就是以固有的意識形態，來介入判斷大是大非的問題。然而，這些所謂的法理詮釋以及歷史觀點，本來便是自說自話，介入戰爭已經沒有必勝把握。而且人際關係是複雜多變的，其行為模式並非單純以法律觀點可以改變，同時亦要看本地的社會進程。在英治年代，香港的社會發展歷程，不論是管理水準、經濟發展，以及文化生活是有目共睹的。一旦搬出這些歷史標準出來，從而帶出香港人／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問題，絕不是劉氏三言兩語的學術垃圾可以辯解得到。
於是次普選爭議中，可以看出香港市民之意願，與中共分歧頗大。香港市民的主流意見，在於緩衝體制，中港隔離，顧及經濟與社會發展。而中共則素來反對將香港成為自治領的意圖。策略上以「整體收回」香港為主，即凍結香港任何政治改革的可能，期望香港的經濟體制依然可以運作。而香港人的意願，正是《基本法》一直強調的維繫港人生活方式不變。所謂的認受性之爭在香港出現，那屬於香港人自由生活的意願受到干擾之問題，亦會同時引爆起來。屆時結果之第一反應，將會是本地大量學生認同英治標準，世代之爭更趨激烈，行動更會同步升級，為香港分離埋下伏筆。
政治遊說如同服務行業一樣，只有順應時勢而言，本身沒有明確對錯之分。諸位土共何必陷入是非之爭，令己方損手離場呢？
[1] 劉兆佳：《回歸十五年以來香港特區管治及新政權建設》P.41
[2] 劉兆佳：《回歸十五年以來香港特區管治及新政權建設》P.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