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於2013年1月16日發表文章〈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建議約一萬香港市民以公民抗命形式，佔領中環主要道路，以癱瘓香港的政經系統，迫使當權者通過於香港在2017年實行真普選。文章一出，迴響不絕，連較保守的政治老前輩李鵬飛、普選聯的陳健民教授等人都紛紛和議，表示佔領中環行動若然成事，會參加甚至帶頭號召。

新聞界亦不斷圍繞公民抗命帶來的影響力、與當權者的博奕等，以行動效果作報道焦點。惟直到2月17日，《明報》邀得社運人士和戴耀廷教授作對談（《明報》，〈佔領中環對談系列：激情回歸理性〉，2013年2月17日），整個輿論議題即由行動意義，頓變成行動的技術討論，表面是以「理性」包裝，實際是迴避了「佔領中環」行動對當權者的傷害性，轉而討論行動的可行性。而由於「理性」一詞的相反就是帶負面情感的「非理性」或「激進」，整個輿情便像帶回「正軌」般討論純技術和純形式，而這樣左挑右剔的討論，消磨了政治元素和行動熱情。除此之外，自《明報》一文刊出之後，竟然全港對「佔領中環」的討論亦頓時流於技術操作層面，連本來由警察去考慮的，都列入討論和報道之中，戴教授更對回應行動操作樂此不疲，四出宣傳行動時，焦點都由行動意義和效果轉移到細緻操作。姑勿論這些技術討論應否公開宣揚，自揭底牌；甚或會否過早討論細節而放棄當權者提早讓步的考慮，這輿論質變，實為傳播理論的「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一絕佳例子。

議題設定影響大眾的思考
「議題設定」的討論最早由Bernard Cohen在1963年提出，他認為大眾媒介未必能向大眾灌輸怎樣想，但它們必然能令大眾去想些甚麼。（The press may not be successful much of the time in telling people what to think, but it is stunningly successful in telling them what to think about.）媒介對傳播內容的挑選、排序、篇幅的多寡、相片的挑選都能影響受眾對事件的認知，甚至對社會議題的思考方法（McCombs，1973），從而反映或製造輿論和民情。以馬恩國大鬧議會一事作例子，雖然馬恩國在議會上大放厥詞，辱罵中華民族，影片更於網上瘋傳，可是主流電子傳媒卻沒有報道，每天晚間新聞反而介紹中國軍備，而報章亦只以「罵戰」作事件定性而輕輕帶過，使一般不上網的電視觀眾失去了對傷害民族感情行為的認知權利，或引領報紙讀者將對馬恩國事件產生兩個「八公」對罵的印象。

由此可見傳媒能掌控大眾思考力量之大，故此傳媒大亨往往雖不如地產商般大富大貴，但其政治影響力和權力卻舉足輕重。

傳媒把玩文字和非脈絡化以製造輿論
另外，以文字技巧去製造輿論的例子亦幾乎每天都在發生，例如2004年領匯上市事件，政府和傳媒以「私有化」一詞作為出賣政府財產的說法，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許寶強曾撰文反駁，「私有化」的相反為「公有化」，繼而聯想到「共產主義」，再而想到「獨栽」、「殺人政權」，使領匯上市得以明正言順，他認為「壟斷化」才能更貼切形容。而有關社會抗爭的報道，許寶強教授亦曾以韓農在香港世貿會場衝擊為例，認為本地報章以「暴民」、「騷亂」等字眼去形容生死攸關的農民進行國際抗爭，是有欠公允，是抽離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和欠缺國際及歷史視野的表現。傳媒抽空了時間或空間上的社會情景，以個別片段去呈現事件，再加上yellow journalism的情緒化字眼，令大眾不能有效接收到應有的資訊。以這非脈絡化(decontextual-ized)的思維，亦同樣解釋不了法國大革命和孫中山革命。

新媒體促成新思維和新傳媒生態
網台、Facebook以及新聞網站等新媒體的出現，使主流傳媒的議題設定效果有所減弱，甚至主流媒體亦經常被網上媒體牽著走，「推上報」的事情屢見不鮮。而大眾接收資訊的行為亦由被動轉為主動，由以前媒體設定發放資訊議題，慢慢變成大眾主動尋找發放資訊渠道，令傳媒漸漸難以掌控大眾的思考。而近年大眾媒體所製造的輿情和民情間中有所落差，使報章、電台、電視台更落後於網民。

由民間電台開始，以小型傳媒作社會抗爭已將近十年，有佔領大氣電波、網上電台、網上電視台、網上文字傳媒。網上的小眾媒體發展一日千里，有網台將內容走向大眾化，與電子傳媒看齊；亦有網台索性將小眾內容推向大眾，更發展報紙和舞台等多面向接觸大眾，使議題、內容和渠道都多樣化，抗衡主流傳媒的議題設定和港共政權的意識滲透。


參考文獻：

許寶強〈從國際歷史視野理解世貿暴力〉，《明報》，2005年12月23日
許寶強〈告別「極端激進」的「新自由主義」民粹政治〉 ，《明報》，2008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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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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