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共不夠清楚，就不會知道「建設民主中國」這個願望有多可怕。因為中共盤據中國多年，已將國家固有之社會組織一戳而空。整個國家，頓成空殼，轉為一種異於典型中國的極權社會形態。中華聯邦的民主想像，在今天即為空想。因為聯邦建基於良好的自治傳統、獨立的地方組織、彼此尊重地域差異。但這些曾經在中國出現過的土壤，已被中共毀壞。此所以中國不可救治、中共倒台亦不可能催生良性的民主政治。
中共奪政以後，以「無產階級專政」為名取締了民國時期尚且存續之商會、外國宗教團體、同鄉會丶行會、會館、行業公會等等，又在文革時代摧毀了宗族家庭和學術機構之傳承，並且以越發嚴密之黨組織分支全面介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使一般人更形孤立無援，只能與身邊人互相剝削和彼此欺壓。中共黨組織對人民生活的介入，從鄉村生活（村委書記）、各級教育機構（校委書記）、各行各業、甚至生育床第之事（計生辦），無孔不入，使中國人欠缺社會組織力，也無法獨立於中共的骨骼發展社會肌理。
所以一直以來，中共面對的只會是局部的暴民式騷亂，而很難出現一次自發組織的網球場宣言。當中國人連反日示威也要在黨和公安的組織之下「有秩序地開展」，你就知道毛澤東為甚麼會說要「天下大亂」來達致「天下大治」。只要將社會的舊組織完全破壞，代以黨組織，中國人自發組織黨外機構、社會力量爆發的機會就會大大減低。就算有亂事起，黨的外圍組織也可以第一時間介入控制。
社會組織健全和獨立，是地方可以自治、個人權力咎自由可以伸張的基礎。這亦是滿清被迫遜位的原因。自太平天國以後迅速發展的地方勢力，終於在武昌起義後修成正果。推動地方群起獨立的過程，即以地方諮議會和民間商紳為最大旗手。
清未時的中國，形勢尚且比現在好得多。不只上述之民間組織俱在，宗族組織依然具備自治性格。情況一如香港早年的大姓氏族，是制衡政府的重要民間組織。這些都是當今中國欠缺的東西。中共禁止所有民間自發組織，因為他害怕民間社會長進、長出脫離黨組織的力氣。
因此，十多二十年前樂觀的西方人還以為中國的經濟再不平衡，都至少能催生一批中產和專業人士，而他們應該會爭取政治權力，由此可以推動中國民族轉型云云。但這些美好的願望並沒有成真。不講中國大城市中產的價值觀跟西方中產不一樣。就算他們要分享權力，也有所屬單位的黨組織，遵照黨的潛規則代為完成。
況且，中國最大的社會力量不是群眾而是黨組織。一般人有不平，就算敢，也很少有能力發作。相反，薄熙來喜歡就可以發動群眾唱紅持黑、反日示威可以全國串連。而普通人民發動一城一市之抗爭，總是因為生死存亡而不得不為，最終亦必然陷於旋得旋失的下場。
局部的失控，以中共手握之資源，絕對承受得了。這三十年來，中共都是如此渡日的。關鍵始終是獨立的民間組織在49年以後就開始被掃蕩，直至毛澤東終於死了，中共的極權治術也功德完滿——終於將中國改造成一個沒有靈魂，必須聽候中共組織的空殼國家。
社會的重建，不只要很多時間、也要很多資源和成本。中國自己都付不起，更不要說是香港了。中國的長期革命，社會組織卻越來越少，民間越來越虛弱。中國人（以及許多香港官民）以為治道不順，是因為政府權力太小，於是拼命破壞社會的固有肌理，以圖「中央集權」，於是不只養出一個一個低能的暴政、上面的政策與下層組織也不相對應。
中國面對的並非何時「有民主」，而是何時才能變回一個正常的地方。在這個情況下，其實未來的中國有沒有某些香港人很期待的「民主」，都不是中國未來一二百年歷史的重點了。
文：無待堂
畫：Benson K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