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有報章報道，香港八大院校研究院招收內地學生的人數不斷上升，佔整體研究生學額超過七成。當中尤以科大最為嚴重，有86%為內地學生。有市民和政黨表示這是變相補貼海外學生讀書，假若他們畢業後不留港工作，便會浪費了教育投資；有些更擔憂大專院校研究院收生趨向「大陸化」的現象，會產生特殊的「政治效果」，假若內地學生日後留港工作，他們極有可能成為政府的維穩機器，在選舉或政治爭拗中，產生一定的影響力。


（圖片來源：湖北網台）

香港的大專教育無論在生源和師資方面愈趨「大陸化」的現象，是因為特區政府早在2003年起已經放棄了人口和大專教育政策的自主權。在梁錦松任財政司司長的時代，香港由2001到2004年連續三年出現財政赤字，政府於2003年藉此推行「大學改革」，要求大專院校的薪酬和福利制度與公務員的評核制度脫勾。當時，港大職員協會會長陳捷貴太平紳士曾去信立法會，指出「脫勾」不但令各大學的薪酬考核失去統一標準，造成行內互相挖角競爭，促成強者越強的局面，而且會令本地有志於高等教育的人才對前途失去信心，減低社會大眾對從事科學研究、學術探求的意慾。

與此同時，雖然幾位特首曾經對香港的經濟結構轉型提出了各種「高、大、空」的計劃，但全部都宣告失敗，甚或無疾而終，例科學園、中藥港、數碼港、發展甚麼六大產業等（梁振英似乎對經濟不熟悉，暫時只有「口號」）。結果，隨着自由行、一簽多行等政策推行，香港經濟和產業市場不但轉型失敗，並且加遽了地產和股票市場等，只在乎快速而短視的投機行業的發展和壟斷。在這個情况下，由於高等教育行業已經和政府脫勾，在高水平人才發展的政策方面呈現一個「真空」狀態。一些較具名氣的學者不再對香港的學術發展感到濃厚的興趣，尤其是在人文和社會科學的範圍上。而較為傑出的人才，或在公開考試中取得不俗成績的同學及其家長，都對與金融管理有關的學科趨之若騖。這造成了大專教育的發展出現極不尋常和不平衡的現象。雖然一些專業性學位（professional degree）仍然受到廣大市民的歡迎（理由很簡單，因為薪酬架構還有一定保障，例如律師、醫生、護士、物理和職業治療師等），但相比之下，大學教師的薪酬並不比這些行業為高，大部分學生寧願修讀一些與人力資源和財政管理有關的學位以晉身企業管理階層，而不會考慮從事教育和研究行業。

另一方面，雖然教資會和政府每三年會發放一次經常補助金予大學以應付日常的營運需要，而各院校每年亦可以向政府申請非經常補助金，但在科研和學校長遠發展方面，他們往往需要依頼政府「配對補助金計劃」和自己的網絡籌募捐款（即若院校能籌得一億，政府會配對一億），或在科研表現上維持一定水平，以便下一次申請較高的經常補助金。在這個成本效益的情况下，大專院校不但嘗試減省開支，例如把一些營運工作以價低者得的形式外判、增加形形色色的不常設職位和薪酬架構等，更甚的是在表現考核前涉嫌改變某些教研和授課教員的職銜，以塑造研究表現相當突出的形象和成績。同時，各大專院校又開辦各種各樣副學士課程和兼讀制課程，利用學生升學的機會，謀取利益。表面上，八大院校似乎為了一己私利而嘗試觸碰各個政策上的灰色地帶，但背後的主因是，特區政府在人口和高等教育政策上失缺了鮮明而明確的「立場」。可是，人口和高等教育政策目標的釐定是建基於當權者對人民的承擔，並根據本地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狀況及需要作出判斷，但在梁振英的管治下，香港市民的利益固然不被重視，而高等教育「國際化」亦只是欺瞞大眾的幌子。


延伸：
熱血公民教育 第14集：劉江華的成功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