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孫中山先生推翻滿清政府，建立中華民國後，中國本可發展出自由民主政體，但在當時的現代化進程中，「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考模式主導了改革方向。早在嚴復的時期，雖然穆爾（J.S. Mill）的著作《論自由》（On Liberty）已被翻譯過來，但嚴復等並沒有好好處理穆爾的悲觀知識論（pessimistic epistemology）的問題。「悲觀知識論」為英國自由主義學派的基本理論根據，但這種知識觀並不切合中學的「體」，因而備受忽視。因此，雖然五四運動高舉民主與科學，但「體用論」卻延續了儒家思想的道德理想主義，亦即中國要發展的自由民主政體必須契合中國的文化傳統 --- 儒家道統。他們找到的就是康德（Kant）、盧梭（Rousseau）、黑格爾（Hegel），甚或是馬克思那種倡議「道德理想主義」的路線所推祟的自由民主想法。這條路線是當時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中國自由主義者及新儒家思想繼承和倡導者所能接受的。

康德所倡議的是個人道德主體的自由。他認為人每一個行為都是道德理想與慾望之間的抉擇而產生的結果。當一個人選擇了合符道德的行為，表示他戰勝了個人的慾望，得到了真正的自由，同時亦証明了人是擁有部分上帝的「善」的意志。若社會上每個人都可以如此的話，則可以達至康德心目中的「善」的國度。黑格爾的思想更把康德和盧梭的理論深化。他認為一個人的道德精神的成長，以至國家能達至真正的「善」的國度或普遍的「善」的意志，是需要一個原始混沌的自我，經歷不同階段的反省與自覺的掙扎，最後達到「絕對的精神境界」（Absolute Spirit），即上帝的「善」。他們都相信人雖然受制於慾望，但卻有其道德自主的一面。假若每個人都可以作道德反省，一個「善」的國度並非遙不可及的。而一個「善」的國度可帶來絕對的自由、絕對的民主政體。這是就由「樂觀知識論」引申出來的「樂觀目的論」（optimistic teleology）。

康德、盧梭及黑格爾的政治理念正好契合了中國儒家思想的「大同社會」 --- 一個可趨向善（corrigible）的社會。他們的樂觀知識論及樂觀目的論和儒家思想沒有本質上的分別。所以，相對洛克（John Locke）及穆爾（J.S. Mill）而言，他們的自由主義觀點更適合中國的現代化發展。然而，除了康德以外，盧梭及黑格爾的思想均被質疑會否推引出「極權政體」的問題。簡言之，這種政治信念把所謂社會或是國家的普遍的「善」，高舉並凌駕於個人的自利的慾望之上。換言之，這種政治理念並不接受個人的、而有異於普遍的「善」，更遑論個人的自利慾望。更重要的是，他們的理論引申出後來的馬克思的共產主義。

無論在知識論及目的論上，馬克思和黑格爾都是採取樂觀的態度，認為假若掌握客觀真理，社會最終是可以改變的（corrigible），並朝向絕對的「善」發展。他們不同的地方是黑格爾認為帶動個人繼而改變社會的是人的理性、人的道德意識。相反，馬克思覺得這些全都是假象！人的理性或意識是來自人的工作、生產方式。人透過開墾大自然而開始慢慢認識自己，而透過工藝創作可以找出更真實的自我。但當生產變得越來發達，生產關係越來越復雜後，人開始失去了自己，最後生活在「虛假意識」下，既不能找出人生的真確意義和方向，亦甘於被不公平的生產關係剝削。因此，馬克思反對黑格爾所倡議的精神上的反省與自覺，並認為這些所謂「精神意識」只是一些虛假的意識；反之，他提出「階級鬥爭」的革命理論，藉此推翻扭曲人類生命意義的不公平的生產關係，最後建立一個理想的烏托邦。

事實上，生於十九世界末、二十世紀初這個動蕩年代的知識分子，很多都不滿當時社會上種種不公平的制度，故深受馬克思的批判思想及其共產主義烏托邦理想吸引。當中，不少是儒家思想的信徒。由於黑格爾與馬克思的政治理念都是指向一個美善的大同世界，吻合中國的儒家思想的樂觀知識論及樂觀目的論，所以他們最大的爭論只停留在「唯物」與「唯心」的論點上。當時，積極參與社會政革的人，大多贊同唯物的路向，並同意階級鬥爭可以改變中國，如梁漱溟為其中的一個表表者；至於，支持唯心的儒學代表人物則有熊十力。他於1949年後，還是留在中國。


主要參與資料：
Thomas A. Metzger, The Western Concept of the Civil Society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