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是時勢使然，而中國人乘機入攝。 誠如節目開初所言，明太祖確曾派遣福建人舟工到藩屬琉球，促進兩地交流通商，但在閩人三十六姓遠渡東瀛「嘉惠遠人」打後，歷史上就已經再無華人單方面惠及日本的偉大事蹟，而只有中國人求生求財的現實足跡。明朝閩人三十六姓確是有恩於琉球的，但在此之後，中國對日本，其實再無恩情。昔日琉球仍是獨立之時，台灣居民到八重山種植菠蘿及開設工廠，只是貪八重山的良好地質，而日本鎖國之時，中國人跑到長崎港口做生意以及以「三把刀」闖出名堂，也不過是為了谷脹自己的荷包。西方商人先至中國，中國人因而比日本人早要接觸得到西洋文化和外國語言，他們隨後就能到日本為日人與西人充當翻譯，這也不過是利用自己僅有的技能搵食而已。所以，節目講中國人為日本引入了甚麼，促進了甚麼，或是改善了甚麼，難免不都成為言過其實的說法。  

一般而言，人在自己的地頭過得好，移民是不必要的，因此，華人移民史幾乎等於華人家國災難史。中國人跑去日本，為的是商機，更是生機，因為中國一個多世紀以來都是亂局不止。所以他們僥倖到了日本，根本就不捨得走。他們跟今日為了一張美國綠卡或香港身分證可以奮不顧身的大陸人一樣，人踏足了安穩的異地，會大講特講民族感情，在舊南京町樹立「中華街」牌樓，惦念中國，不滿東洋鬼國，偏卻甘心情願「自行羈留」。在節目裡頭，受訪華僑表示，在中日戰爭之際，他們既抗拒日本愛國教育，又反感日本人要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野心，人在日本，身分尷尬——然而，他們在當時是絕對能夠彰顯自己的忠烈的。他們大可以收拾細軟回歸故里，投靠國民政府，遠離蘿蔔頭，根本沒有日本人會阻止他們，但他們卻選擇了默默守在日本唐人聚居地，一邊埋怨一邊等待戰爭過去，好再發一次死難財。戰爭過後，他們藉著華人身分，取得盟國分發物資，又一次做起生意來，成為生活優裕的一群。那到底，是誰口裡說不而身體卻很誠實的，貪戀經歷過明治維新而變得強大富裕的日本社會，寧在敵人的國家苛且偷生、落地生根，亦不肯回去自己朝思暮想的神州大地？  

所以華人家國災難史，其實又更是一部華人虛偽行徑大全。他們抹去自己因為出生之地太亂或太落後而離國的真實緣故，將渡海謀生描述得堅毅不屈，將赴日避禍扭曲成關照倭人，無恥的程度，突破常人底線。但若翻揭不遠的歷史，八十年代，是中共策動的連場政治運動終於結束的年頭，更恰好是日本經濟極度蓬勃的時候。在那麼一個時刻，國力高速增長的日本肯吸納外國留學生到日本讀書工作，分明是大開了方便之門，給予了技能有限的中國人逃離中國、見識世界的大好良機。偏偏，赴日華人卻厚顏無恥，對住鏡頭道出種種所謂人在異鄉的辛酸，以襯托自己咬緊牙關捱過顛沛流離的生活有多可歌可泣，還要怨毒地想著終有一日要報復日本人。對住鏡頭也敢大放厥詞，心底裡的真正想法，大抵也好不到那麼去。  

節目第四集裡頭第一個出現的男人說，他到了日本，又是刷廁所，又是洗碗碟，害得他連琴也拉不了，「那個鋼絲一拉起來就是血」；另一個則說，抵埗後際遇坎坷，只能到情人酒店撿扔避孕套，打掃房間；又一個還說，聘用他的老闆，不准他遲到，所以他每朝都得委屈地「全力拚命跑」，說起來自覺有血有淚，猶有餘悸。但是，改革開放，中國面向世界，機遇處處，他們明明可以留在中國建設祖國，改革開放事業做大做闊，何以要飄洋過海，受人閒氣？逍遙在外，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正是這堆醜惡的華僑。

這批華僑本來連喊怨呻苦的機會都沒有，更遑論風風光光，衣錦還鄉。要不是日本關照，這批人身無長物又欠缺人脈，不離開中國根本沒有今日的光鮮。拉大提琴的，在中國一定成不了音樂家，撿扔避孕套的，在中國也一定沒那麼輕易跑到城市工作。而遲到那位，最是無理取鬧，這世界上哪個老闆會任由員工遲到？他想不「全力拚命跑」，其實只要自己將就，譬如跟老師交代自己要提早離開學校就好了，要是他留在中國，中國的老闆對員工的壓榨也必然更不人道。再講，在那個年代留學，捱苦是必然的，一個不諳日文或英文的、只在一個落後全世界的中國裡面工作過外地人，憑甚麼要一般餐廳僱用你？除了勞力，你還能付出甚麼？做中國人做得那麼有優越感，怎麼又要來受人白眼？

好多持單程證成為香港人的中國人，都喜歡訴說自己「坐移民監」有多可憐，當地政府支援有多不足，兼且覺得當地人不包容自己，節目裡頭的華僑也一樣。他初到貴境，不認識日本文化，跑去拍了上級的肩膀而被責難，覺得自己遭到針對，發誓以後發達了要「百倍奉還」，拍回日本人的腦袋瓜，要日本人「對自己低頭，低三下四」。華人就是這樣因虛偽而變態，因自卑而怨毒，其扭曲的心理在十九世紀至廿一世紀之際已養成了中國國粹文化的一部分，尾大不掉。所以華人移民，不論是從香港湧去加拿大，從中國湧去日本，或是從中國湧到香港，通通心理變態，我們毋須感到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