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facebook上的一些辯論，令我想起三種「道德膠論」，讓人逃避責任。

第一種是以「程序」或「規條」代替了道德決擇。

許多年前，一位肝臟病人需要做肝臟移植手術。據說，該病人有內地親人的肝臟適合移植，並願意捐予病人。香港的器官移植是有一定的程序管制，以防止買賣器官情況出現。由於病人與內地親人沒有辦法証明他們的親屬關係，雖然病人情況危急，但主診醫生卻不敢貿然進行手術，而將這個個案交予道德委員會決定，但委員會需要有足夠法定成員，並更多文件作判斷。至當時夜深，仍未能達到這兩項要求。結果，病人當晚撐不住，死了。主疹醫生公開譴責委員會反應緩慢；委員會則指責醫院那邊未能及早提供足夠的文件。基於程序上的「考慮」，雙方都不用作任何決定！他們有充足的理由逃避道德抉擇上的責任。就這件案例，我的一些醫護朋友指稱，在生死危急的情況下，有些醫生會當下作出決定，救人為先，但這是一個道德抉擇 --- 救人比跟從程序或規條重要？當然，這些醫生不一定有好下場，他們往往要獨自面對道德抉擇的後果。

第二種是將「道德問題」演繹為「事實問題」。

十多年前，朋友說要和妻子離婚，問我這個決定是否正確。當時我不願正面回應，於是問他樓宇按揭問題是否已經解決、問他一個人是否可獨力支撐家庭……結果，我成功地把問題轉移了。「奶粉事件」涉及應然的問題：香港出現奶粉荒。奶粉是否應該列為必需品，禁止輸出？高永文這類由醫護訓練出身，又身居要職的人，當然習慣了逃避道德抉擇，故先耍一下政府程序問題，然後不停地指出要先有科學數據、要做研究、要分析，才可作決定。一個應然問題就這樣變成了實然討論！林輝之流也是如此，說甚麼缺乏奶粉，可以母乳替代，效果更佳。他更荒唐說認為不一定常有足夠的母乳的想法只是個人決心問題（It’s all about determination）。一時間，事實問題又演變成另一焦點的道德問題，香港出現奶粉荒，責並不在大陸走私客及政府，反而在那些缺乏奶粉而又未能以母乳喂育嬰兒的母親身上，是香港人的錯！

多年前，我一個朋友的遭遇也是如此。他在大陸做生意被騙了，告上大陸法院。經過一輪「唯物辯証法」的思辨後，最後變成了一名危害國家利益的被告，情況就如趙連海一樣。我真不知林輝之流是思考混亂、思覺失調，還是刻意轉移責任問題的視線！

第三種是把「道德問題」轉變成似是而非的「易地而處」式思考，又稱「北斗派」思考法（可參閱︰笑死朕第96集︰剖析鬧爆文化）。

香港奶粉被大陸人搶購缺貨，鄭家富、吳志森叫我們易地而處，為國內的嬰兒設想。梁家騮更以一個荒謬的比喻，叫我們設想一下，假若大陸缺乏食水，香港人又上大陸搶購食水，大陸人也可以禁止食水出口，那香港怎辦？這都是一種設想方式的思考法，叫香港人易地而處，放下自己的想法！但這裏卻帶來了兩個嚴重的問題。

最近，一位在社福界工作的好友，指他工作機構的上司參加了傳銷會，並要求其他同事參加。我的朋友認為上司是以權謀私，以他的權力將同事關係變成商業夥伴關係，賺取利益。當他準備向他工作的機構投訴時，他的朋友卻叫他易地而處，看看上司是否有父母及子女要供養，才作行動。問題是，如果有的話，是否就可以容忍這類不合理、不合法的事情發生呢？如此類推，我們是否也要易地而處，設想一下強姦犯，打家劫舍的殺人犯也有他們特別的需要呢？按照這種「人有人阿媽，妖也有妖阿媽」的思維邏輯，這個世界上還能區別道德上的是非對錯嗎？

正確的易地而處思考，是一種「自利」與「道德責任」之間的掙扎過程。當我們在地鐵上坐得舒舒服服的時候，看見一個年老體弱的婆婆站在那裏，易地而處地掙扎下，若我們覺得應該讓座予老婆婆，則「道德責任」戰勝了「自利」。我那一位社福界好友，在決定是否要投訴他的上司時，相信也有掙扎的過程。假若要舉報上司，肯定要付出代價，承受很多不利的後果；若是隻眼開、隻眼閉，就可以與上司和諧地、舒舒服服地繼續在機構裡工作！而他的朋友叫他易地而處，考慮上司的處境，反而可以為他提供了似是而非的道德理據，作一個「自利」的選擇，逃避道德責任。而鄭家富或梁家騮等人提出的易地而處思考，也是同樣道理，為政府提供理據作一個和稀泥的抉擇，逃避捍衛香港初生嬰兒及香港家庭應有的權利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