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底,一年將盡之際,突然傳來詩人余光中的死訊,引發一番熱烈懷念。能有如此榮哀的詩人,當今可謂是異數。新詩在出版界一直是票房毒藥,香港尤甚,許多香港詩人的詩集出版都要申請得到資助,方能面世。
詩到底有甚麼用?這是許多人對讀詩寫詩,與及堅持出版詩集之詩人的疑問。回頭細想歷史,總會覺得奇怪,華夏一直以來都是「詩的民族」 ⸺ 就百姓日用來說,傳統建築、廟宇古剎、四合院舎、酒樓食店等地方,都有對聯;農曆年時張貼的揮春、書畫與壁上的題詩、文人雅玩、民間童玩,都有題詩。這些全是詩的實用,在生活中顯現,或四言,或五言,或七言,只要一經詩句品題,彷似畫龍點睛,器物都活了起來。
至於儒家,最重「詩教」,在詩的形式之外賦以詩的內涵與價值。孔子向學生高呼:「小子,何莫學詩乎?」又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孔子一直夢想要復興周朝的禮樂,所以經常夢到制禮作樂的代表人物:周公。
立禮成樂之先是「興於詩」。興字可作兩解,一者興起,二者興趣,兩義俱存,只因孔子之教,既因材施教,也因時施教,年青人處在感情易感易動的階段,授之以詩,既合其心理發展,學習成效也佳,再說,學童處於記憶力強的年紀,以往許多蒙童課本,都採用詩的形式,一者句式齊整,二者音節鏗鏘兼押韻,學童背來朗朗上口,如《三字經》、《千字文》等,均出於名家之手,精練而深刻,幼年背誦,終生受用。直至民國初年,新式教育興起,舊日的蒙童課本一律廢除,詩教頓失所依。
儒門之學,以禮樂化民為終極理想,但是孔子所身處的時空,禮樂已僵化為行禮如儀,孔子重新發掘禮樂的精神,提出「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沒有仁心,禮樂只是徒具虛形。「仁」既是禮樂精神的核心,也是孔子學說的核心,然而,仁是甚麼?孔子沒有定義,只就個別學生的生活具體情況,點撥如何作為,才是「仁」的表現。
到了宋初,程明道的《識仁篇》,以中醫的角度說,仁就是不麻木;反過來說,就成為四字詞語:麻木不仁。我們現今見到許多為政者的表現,都可用這四字來概括:麻木不仁。
仁者,二人,偶也。俗語講:過得人,過得自己。西九高鐵一地兩檢通過,香港眾多權貴異口同聲說,無損香港法治。魯國權貴季康子問政。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為政以正,上行下效。為政以偽,上下交征以利,權貴講一套,做一套,口說愛國,卻送子女移民外國;政治腐敗,重責在上,世風敗壞,全部責任均在權貴的敗德言行。孔子又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教育高官不欲自己子女接受愛國教育,全送往國際學校。正是:「己所不欲,全施於人」,所以「在邦有怨,在家有怨」,教育是香港人最切膚之痛,因此對整個特區政府充滿怨氣。
所謂「詩言志」,回到前面最初的問題:「詩到底有甚麼用?」答案可以是「學詩讓你立志,首先做個不麻木的人。」由詩感立志為人做事,正如孟子承繼孔門儒家為政以仁所說的「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編按:本文刊載於熱血時報印刷版第54期。熱血時報印刷版訂閱連結:http://www.passiontimes.hk/4.0/regform.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