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寫了一篇文章感謝劉迺強在談港獨上的貢獻，但他似乎動氣了，要央《明報》編輯讓他寫了一篇長文回應。內容沒有驚喜，只是他在開首寫到「只是我出身《學苑》，有深深的情意結」，令人噁心，想到當年在《學苑》有理想的青年，變成權貴爪牙，更是唏噓。

自從689批評《學苑》後，一些在社會上有地位的老鬼，如王卓祺、陳文鴻、馮可強，出來批評我們，看到上一個世代的編委跟我們這世代意識形態的巨大落差。我在進《學苑》前，曾在《蘋果日報》撰文批評1969年總編輯陳婉瑩那對香港使命不合時宜的大中華詮釋，指她誤讀了現在年輕人對香港使命的看法。今天，在《明報》可看到李啟迪回應1968年總編輯馮可強對《學苑》的批評，指「這就是新時代，學生的熱情與昔日同樣熾熱，對象卻早已悄悄轉移」。我們與上一代編委的爭論，反映的是大中華跟本土的­意識形態分歧。

其實，這點我以前已經提過，但這一年來，在《學苑》的生活，及對社會時事的思考，發現世代之爭除了是大中華跟本土的­分歧，更根本的原因其實是現實與理想的分歧。每個在《學苑》生活時的編委都曾經有理想過，即使今天令人噁心的劉迺強也不例外。我在最後一期的苑論結尾寫到：

「最近，受梁振英批評後，看到媒體上出現了一些《學苑》從前的編委，我一邊在圖書館讀著他們寫過的文字，一邊想到他們現在的講話。當年意氣風發反共的《學苑》總編輯王卓祺，今天當了官，否定了在《學苑》時的自己，指自己當年是『少不更事』、『不知天高地厚』。走筆至此，我想到了二十六歲的胡適寫下的《不老》，他說少年人應該問自己：『我們到了六、七十歲時，還能保存那創造的精神，做那時代的新人物嗎？』曾經，我們都在《學苑》編輯室神采飛揚地寫著自己相信的文字，懷抱外界認為不顧現實的理想，現在，我們應當問自己，幾十年後，我們還能保存在《學苑》時的創造精神，做那時代的新人物嗎？」

這不單是每個《學苑》編委要問自己的問題，也是在大時代的苦劫中，每個香港年輕人要問自己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