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最大的敵人是時間。甫一出生要贏在起跑線。返工之餘仲要兼職。午飯時間只得一小時。想四十歲退休。旅行最好兩星期走十一個國家。拍拖後要儘快結婚否則好快散。「我們總以為一切盡在掌握中，期望everything remain unchanged。但其實，世上沒有事情是永恆不變的，唯有『變』，才是永恆。而香港人如何在變幻中尋找自己？」紀實攝影家謝至德（Ducky）擅長以攝影記錄當刻香港，最長的一個project，由1994 年拍到2018 年，而主題就是西九龍填海區。

「早於1990年，主權未移交，當時政府已拍板發展西九龍，並開始填海。想不到吧？」

那時候昂船洲仍在，香港是英國殖民地。「那裡是塊爛地，出入都無人管。我好奇，想去看看，於是帶著攝影機進去，拍下第一幀照片－ 一群工人在吃飯盒。」當年菲林依然當道，謝至德憑著直覺，將沒有幾人知道的，關於這片土地的光影，留下。

「主流歷史永遠由統治者書寫。但睇住香港民間歷史隨時間被遺忘，甚至被扭曲，我覺得自己，不，每個人都有責任將當下香港的精神面貌記錄及呈現予未來的香港人。畢竟，過渡期那種幻得幻失的社會氣氛，難以單憑紀實攝影詮釋。」

自學培養瞬間直覺　成功自薦《快報》

西九填海區一拍就廿多年，「得閒就去影，由菲林影到數碼，睇住昂船洲由個島仔變到依家，有商場有私人屋苑又有西隧，百感交集。」謝至德笑言，曾希望透過攝影拯救世界，讓世界更平等。八十年代，親友送的一台Olympus OM10 及一枚Vivitar28-105mm鏡頭，就是他踏上攝影之路的鑰匙。「當時自學影相，甚麼都影一餐，風景、花草、人像，總之要將一切我認為值得記錄的東西最真實一面拍下來。」與其說是使命感，似乎以初衷去形容這份自然而然之赤誠更貼切，雖然有點老土。而這份信念亦致使Ducky 即便修讀環保，畢業後亦加入傳媒行業，於衛星電視任職。

「人工高福利好，的確開心。但日日坐響panel前（當時Ducky任職廣播部門）做著做著，開始想，咁就一世？人生不應該如此！應該趁後生，做自己喜歡的事。想了又想，決定辭職，並將自己的作品寄到所有報刊編輯部，最後獲《快報》僱用，開始跑港聞版做攝記的日子。」

（上圖攝於2014年《安靜的失控》其中一幀作品。照片所呈現的寧謐，完全顛覆了大家對佔領區的印象。）

資訊發達的今日，世間再沒有懷才不遇。但九十年代中，google 大神、互聯網與智能電話還未面世，社會風氣相對較pure較true，有才華者必須要好好彩或有後台，方有發揮空間。加入傳媒界後Ducky 每日在做自己喜歡的事，並可一展所長，本應好開心，不過，當見盡生離死別，以及政客、商賈在鎂光燈前後的嘴臉，還有基層人士所面對的苦況，又令他對人性、對生活有更深刻體會，更感到即使傳媒亦無法單憑一幀相片無拯救世界。

「臨近1997，走政治港聞beat不免要到北京出差，難免對未來產生恐懼，感覺expire date愈來愈近。全香港更像瘋了一樣，各界日日齊聲唱好。但在我們的眼中，當中的意義又點止主權移交咁簡單？當時覺得，目前的香港將會湮沒，我們甚麼也做不了。於是我開始拍攝香港人的面貌，算是一個證據、一個紀念，也是一個記錄，讓大家知道，香港曾經是這樣的。」

跑了幾年港聞，做過《星島》、台資的《聯合報》還有《現代日報》（編按：還有人記得這兩份已停辦的報紙嗎？）之後，Ducky 轉職《明報周刊》Book B，一做就十年。封面專題故事、人物訪問、國際時裝展、產品及商業攝影等等，都拍過。「不同於報紙，周刊的時間線長些，我可有多點時間消化拍攝的主題，並作更多嘗試。例如，在舉機之前，我有機會了解拍攝詳情及主題，對拿捏取景角度很有幫助。」

（「《擺拍博物館》特意選用華麗的油畫框，與白骨形成強烈對比。」上圖中有從馬灣的史前人骨，旁邊放著謝至德拍攝的青馬橋，令人想起「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離開傳媒界　以攝影呈現香港歷史實相

2006 年離開《明報周刊》之前，Ducky 將作品結集成《十年．一日：明周生活紀實系列》一書。而離開傳媒後的他並無停止創作。不，即使身在傳媒行業，他依然不忘創作；但經過時間洗禮，攝影技術與角度更為純粹，甚至加入多媒體藝術元素，豐富了層次，亦更能打動觀眾。因為從事傳媒，而且跑過港聞的人，都對實相特別執著。

「香港的博物館裡，有不少關於香港歷史的展覽，但其實在這些展覽中，有好多資料都是錯的，還要是故意寫錯或遺漏。馬灣就是一個例子。香港政府1997年開始發展馬灣，在開山劈石的時候掘出一批人骨；後來學者發現那是史前（編按：根據康文署古物古蹟辦事處網頁資料，應為新石器時代中晚期至青銅器時代早期）人類骸骨！對香港歷史和香港人來說，這是多麼重大的發現呀！不過，由於在掘出人骨的同時發現不少史前墓碑，為了不影響日後落成的私人屋苑的銷情，有關方面將這件事情低調處理，不再提起。相信現在幾乎無幾人記得了，而其實馬灣的故事，只屬冰山一角。」

於是Ducky 與拍檔及朋友，在博物館裡、歷史被過濾的展品旁邊，放一張由他拍攝的作品，再把這個場景拍下來，成為《擺拍博物館》系列。「燈光效果令觀賞者感覺如幻似真，製造法國哲學家福柯（Michel Foucault）眼中的異質空間（heterotopias，或譯異質地方），也就是在既有空間中存在的特有空間，而這空間的功能與既有的空間不同，甚至相反。好複雜？對了，人喜歡簡單，好憎諗嘢，但我的作品就是要你用吓個腦。」因著對攝影及對香港的熱忱，加上傳媒人彷彿天生的使命感，Ducky 曾為中環皇后碼頭及菜園村等社會議題，進行以攝影為主軸的藝術創作；而最近一輯較大型的作品，為2014 年的《安靜的失控》。

「佔領時期的香港逆轉了，身處其中，百感交集，既開心又擔心。人海、燈海、口號等，深深觸動我，也令我想到更多。於是決定每日天未光就出門，拍沒有人的佔領區 ⸺ 旺角、尖沙咀、金鐘與銅鑼灣。那時候人心躁動，但在我這一輯作品裡，只有靜默。有趣吧？」獨特的觸覺與攝影角度，是Ducky 的標記。

（上圖為1994年的西九龍，謝至德攝）

「離開傳媒後，我與友人成立『失焦工作室』，繼續創作之路。這樣說或者有點扮嘢，但事實上工作室的名字並非來自Robert Capa的書《SlightlyOut of Focus》。影相時，在找到焦點之前，因失去焦點而令成像朦朧，所以必須先找到焦點方可按下快門。其實做人都一樣。在成功之前，可能會走些冤枉路，或須經歷一番摸索。這時不需要灰心，因為你永遠不知道這些冤枉路，會引領你到甚麼好地方。」

有人說攝影最重要的是器材，又有人指技巧才是最緊要，但Ducky 卻認為是viewfinder（取景器）後的腦袋。

「跑港聞時候的我，看到好多不公義、不公平，會好嬲。而這些情緒都透過我的相片呈現。我想將這些問題呈現，爭取更多人注意。再看看我今日拍的照片，當中所帶出的訊息似乎又有不同，而我還是我。一心希望憑一己之力改變大環境，但最後似乎被改變的是自己。」

Ducky 的作品屢次獲獎，1994 至2005 年間獲香港攝影記者協會多個獎項，包括特寫組、圖片故事組、一般新聞組冠、亞、季軍及全年最佳攝影記者的名銜（1994 年）、亞洲出版人協會最佳特寫攝影（2003、2005 及2006 年）等等，其作品為香港文化博物館收藏。2015 年他贏得私人慈善基金WMA Commission大獎，並於今年舉行兩個展覽，首部曲是本月底於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舉行名為《萬念• 叢生》的個人展覽，展出攝於主權移交前後的《香港面孔》。

「這是我最重要的作品吧，可說是一切創作的源頭。不過，印象中從來無完整地展覽人前，好似有點對佢哋唔住。」他微笑道。「世上沒有兩張百份百相同的臉孔，即使孿生子亦有些微分別；而我們每一刻的念頭都不相同，而據佛家所言，我們每秒就有1,600 兆次念頭的生起和消失。相片中有那麼多香港人，我拍攝時那麼多想法，且將展覽喚做《萬念• 叢生》。」但更令人期待的是將於4 月假香港中央圖書館的次部曲展覽，因為他將挑選自己的一些攝影作品，再進行極富政治意味的創作。

「回首前塵，有時會恨自己不成熟，平白失去了很多機會。但要是沒有這些經歷，不知今日的我又會是何等模樣？」

（上圖為2017年的西九龍，謝至德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