較早前葉劉說過：「本土勇武路線無前途，同國家鬥得幾耐？」

社會運動， 無論是香港還是全世界，人們都總會遇到一個迷思，究竟一群普通無權無勢的小市民爭取民主時，是否「能夠」真的與政權、與大財團、與有權有勢的人抗衡？

這問題在香港尤其普遍。基本上，香港、澳門、中國大陸三大沒有民主的華人地區，這個問題在人們心中的牢固性是依次排序。香港相對上沒有這麼牢固，這或許因為經歷雨傘革命後，已經有一部份人走上街頭抗爭，爆發香港史無前例的佔領運動，這也配合著香港既有的社會自由制度。至於澳門，一國兩制下本來是有自由的社會制度，但由於人口較少，賭博業使政府有足夠財力進行糖衣毒藥小恩小惠政策，加上23條立法通過，中共已經在其毫無還擊之下成功「馴服」澳門。中國大陸呢？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社會學問題。當整個社會已經陷入政府極度敏感並全面打壓異見的情況下，人們選擇逃避議題之餘，更會將這些明顯而見的國家問題，盡量合理化，因此會出現「民主有什麼好處？低效率，窒礙國家發展！」結果，當人權欠奉的情況下，這些歪理者終於被政權踩到頭上來了，到時怨都無謂。

支持佔領的人每次遇上那些藍絲帶，或者反對佔領的人，都總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與共產黨作對沒有好下場」，或者是「面對高牆，我們不能夠將之打破」類似的說話。我們是「不能夠」逼使國家讓步的，我們是「不能夠」逼使政府跪低的，政權最終會派遣解放軍，乜乜乜……最後那些黃絲帶總會答不上嘴。為何答不上嘴？其中一個原因當然可能是「學聯思維」或者是「泛民思維」，即他們搞佔中，從來不是以「成功逼使政府」作為其最終目的，他們只是做騷，爭取光環而已，你見提出退場機制的總是他們便知道。但另一個更明顯而見的原因，就是他們總被轉移視線，討論點放錯位置。

不是能夠不能夠，而是應該不應該。爭取民主公民抗命，這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民主、人權、法治等等，相信香港市民都認同。既然認同，就應該去爭取。如何爭取？你可以上街示威遊行嗌口號，溫和理性非暴力，這些我們在17年來都做過。好了，17年了，極不合邏輯的高鐵最終都上馬了，政府有理會過我們嗎？沒有。那怎麼辦？人們便開始走向現今中國大陸的後塵，開始合理化政府的政策，甚至支持警察打壓示威者。為什麼？因為人們氣餒了，但又想讓自己心裡好過一點。

和理非就達到人民要的效果，當然是最好的結局。但現實有可能嗎？不可能。那這些我們「應該」爭取的事，我們就要放棄了嗎？香港社會有個病態，「追夢」兩個字本來是很青春熱血浪漫的詞語，但在香港，人們視之為不切實際。因為不能夠做，所以不應該做？大家要釐清這兩個詞語背後的邏輯。應該與否，基於康德的《義務論》，我們不根據行為的後果判斷善惡，而是基於行為的動機，在於「善良意志」。因此，是否應該做，答案明顯而見；但我們「能夠」與否，就真的試過才知道。歷史上有哪個發明家不是以「試」來達到成功？當然，很快有人會走出來反駁：「愛迪生做實驗失敗沒有嚴重後果，但若佔領失敗了，香港人是否能擔當後果？這對支持政府的人來說，公平咩？」這又是一個很荒謬的問題，若我們不嘗試，以「肯定不能夠」的心態等到2046，結局是100%死路一條。但若你現在走出來抗爭，你把死路百分比減至50%。如此簡單的思維，請問那些自問政治白痴的港豬：「真的這麼難明嗎？」

至於「佔領是犯法的！難道這符合康德的《義務論》嗎？」這問題我本來也不想提及，但無奈香港人似乎經歷了150多年英治歷史，面對這些英國人「恩賜」給我們的法治制度，就像一個被寵慣的富家子弟，面對總是傭人給他切好剝好皮的橙，永遠都不會知道橙是怎樣來的一樣。法治是「Rule of Law」和「Rule by Law」的問題，在此我們不談，港豬們請自行找答案。

為何要有通識教育？就是因為要訓練人們的邏輯、批判思考、獨立思考，避免成為港豬，或者是梁振英希望香港人成為的那隻馴羊。香港人是時候要覺醒，不要有停留「應該」與「能夠」這無聊話題。對於這個只服務中國的港共政府，勇武抗爭只是我們唯一要做的事。我們討論的重點，不是「能夠」與「應該」，而是你「夠彊不夠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