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政黨和利益團體，甚至全香港人，如果要突圍而出，保全流失的選票和支持，就不應該犯中國近代史的錯誤。所謂近代史的錯誤，就是清末至辛亥革命年間，中國人背負著五千多年歷史包袱，錯誤地回應西方文化衝擊。這些歷史故事，在香港政壇上其實一直在重演。

1842年清政府在中英鴉片戰爭中慘敗收場，開始意識到西方的船堅砲利。結果清政府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銳意進行洋務運動，希望「師夷長技以制夷」，但此一運動最後失敗收場，原因有很多。除了貪污腐敗外，更重要的是中國人背負的那個沈重而豐富的文化包袱。即使在戰爭失敗了，要學習西方開始改革了，卻不肯謙卑求學。從「師夷長技以制夷」此句已經能反映當時的清朝仍然以天朝大國之態來學習西方表面的船堅砲利，改革因而不夠全面。面對比自己更厲害的民族，到了義和團之亂，更加出現全盤否定西方文化的舉動，說西方科技是妖術，中國人不應觸及。而1872至1875年間派遣到底美國留學的中國學生，最後也因保守排外、天朝大國大中華主義而被逼回國。

陳雲在 Facebook 說過：「香港的建制派希望保持現狀；本土派指示前路；左膠泛民卻只懂否定一切。」左膠現在就陷入當時那群無知但傲慢的中國人之迷思裡。眼看堂堂天朝大國被一個遠方來的島國「秒殺」，已經證明了當時中國自身的不足，但同時為了逃避我國在國際間大勢已去此現實，卻開始否定這些比自己更強的西方文明，但同時自己又說不出有效的方案。而當時這群人，正正就是中國改革進步的主要絆腳石。

香港的左膠和泛民，在過去的一個月已經全面顯示出他們的絕望與傲慢，不肯正視自身錯誤。大舊在電台節目與黃洋達爭辯，討論水貨客問題，批評熱血公民太過激進，不夠和理非。同時又絲毫沒有風度，批評本土派之激進，卻沒有實際自身的論述。而事實上他只是恐懼自身「傳統激進派」之名不保，自己自稱激進派，人家卻比自己激進，結果唯有不斷否定人家，同時又不肯反省。長毛批評陳雲，也是純謾罵，什麼「要建國，建到的一早建了」，如果套入當時清末，「什麼改革？要改的一早在洋務運動時改了！」，又說「陳雲？收皮啦！」筆者只想說一句，「拿不出另一套理論來反駁《城邦論》同時又叫人收皮的人，應該多收兩次皮」。而吳文遠在公大的辯論，也只懂攻擊本土派，面對《民族論》作者李啟迪的質問，完全沒有反擊之力。好了，眼見本土派勢頭強大了，他們卻像清朝一樣以為手裡同樣拿著槍炮就能與西方一樣強大般，爭相說自己本土，說自己是「本土民主派」，但膠的程度依舊。這群傲慢自大卻沒用的左膠，其實就是香港進步的首要絆腳石。

一個組織當成長了，架構複雜了，歷史悠久了，就會出現自大自以為是和惰性的錯誤，社民連如是、人民力量如是、民主黨更加不用說，這與清末的中國人的思維很相似。因此，香港人自身應該避免重蹈覆轍，新興的本土派如果要成功改變香港的局勢，走的不是中國近代史的路線，而是日本路線。快要二百年了，中國走到這一地步，經濟沒錯強勁了，但其根本缺點依舊。香港一個彈丸之地，要調教就容易多了，結果經歷過154年英治歷史，香港具備足夠條件立國。而作為一個大陸南部的「島國」，港人就應該懷著「島國心態」來經營香港。

在建國之前，香港的本土派要學習的，是幕府末年到明治維新年間的日本人心態。

1862年，幕府派遣「千歲丸」船隊到訪中國上海，當時各藩精英如高杉晉作和五代友厚踏足「中國聖土」，看到太平天國的破壞，洋人橫行霸道，「情形可哉，可大堪嘆息」。情形如現今的香港，境外人士橫行霸道，警察卻偏袒他們。於是日本很早便厲行變法，由薩摩藩，長州藩的改革揭開序幕。他們也開始輸入中國開明派的書籍，魏源的《海國圖志》開始在日本流行，極受歡迎和重視。反觀中國，此書出版不久卻成了絕版。鹽谷岩蔭在此書的序也寫道：「嗚呼！忠智之士憂國而著此書，卻不為其君所用，反倒用別國他邦」說到這裏，不知道廣大的港豬們，又會否跟隨泛民左膠全盤否定本土派的《城邦論》和《民族論》，不肯深思振作？

香港本土派需要虛心學習西方的抗爭經驗，時刻反省自己行動的錯誤與過失。香港人要鎮作起來，不要做大國的奴隸。懷著華夏正統的文化，香港要有亞洲四小龍的氣魄。要具有這種氣魄，就必須有島國精神。居安思危，別再被和理非非蒙蔽，在中共劊子手刀下，別再為同情別人而流淚，而是為自己流淚，而激進本土派主張的，更加不是流淚，而是振作向前，搞好本土意識的深耕細作，與中共決一死戰。這種屬於香港的島國精神，就是大香港主義。

而本土派組織強大了，多人認識了，就要避免走社民連和人力的錯誤路線。組織成長就會少不免有僵化、洋洋自得的感覺。因此面對新興年輕的組織，面對年青人，總是一副高高在上「長輩教路」的模樣。民主黨背後尚有強大勢力支持，但社民連人力呢？結果只有亡黨一條路。因此，面對過去17年膠化的抗爭經驗，本土派能否突圍而出，就要視乎一眾本土組織，能否擺脫傲慢自大、不自量力的左膠路線，務實實行香港的島國精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