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君親師」的觀念起源很早，學者們一般追溯到戰國時期的《荀子》。錢穆先生曾指出：「天地君親師五字，始見荀子書中。此下兩千年，五字深入人心，常掛口頭。其在中國文化、中國人生中之意義價值之重大，自可想像。」

《荀子》中關於「天地君親師」的論述，見於〈禮論〉：「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大戴禮記》也有基本相同的說法：「禮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焉生？無先祖焉出？無君師焉治？」

由這些材料看來，對天地君親師的尊崇，在西漢時期已經非常普遍，並得到士子們的廣泛認同。

無論《荀子》還是《大戴禮記》，都只是分別說明了天、地、君、親、師的重要性，並為「天地君親師」這一排列次序的形成奠定了理論基礎，但卻沒有把五者連在一起。將天地君親師連在一起，形成一種整齊而簡明的序列，就在東漢時期。東漢順帝時出現的《太平經》，是一部道教經典，但同時繼承了儒家的旨趣，極力宣揚天、地、君、父、師的重要。

余英時：談「天地君親師」的起源

錢穆先生曾向學生余英時問過這樣的問題：「『天地君親師』這五個字，究竟是甚麼時候才變成紅紙條，貼在廳堂上的？」對於老師的問題，余英時平日留心相關資料，找到了許多有價值的材料，最後寫成了〈天地君親師的起源〉一文。余英時認為，雖然「我們現在還不能確知『天地君親師』起源的上限，但是我偶然發現的一條記載，可以證明它不能早於十三世紀中葉。」具體地說，他認為「天地君親師」出現於南宋末期的理宗時期。

余英時根據南宋俞文豹在《吹劍三錄》中所說的一段話：「韓文公作《師說》,蓋以師道自任，然其說不過曰：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愚以為未也。記曰：天生時、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君以正而用之。是師者固與天地君親並立而為五。夫與天地君親並立而為五，則其為職必非止於傳道、受業、解惑也。」

而「天地君親師」在社會上廣為流傳，並成為人們祭祀的對象，是在明朝中後期。

根據以上材料，我們得出結論，明朝後期以來，「天地君親師」的說法在社會上已經是非常普遍，而且牌位也被供奉起來，成了人們祭祀的對象。

天地君親師君變國再變聖

辛亥革命之後，帝制被推翻，國家不再有「君」，人們便將「天地君親師」改換為「天地國親師」，以國家取代了皇帝。

筆者在台灣讀書時，唐牟弟子們經常談論到儒家倫理在家庭的落實問題。

記得牟宗三大弟子蔡仁厚，家祭五字：天地君親師。

在唐君毅看來，將君字改為聖字，最為可行。1956年，蔡仁厚等人陪伴牟宗三先生過年，大年夜設置了「天地聖親師」的神位，上香行禮。年初一，徐複觀率兒女來牟宗三處賀年，看到這個牌位，大為稱讚，說這個聖字改得好。可見新儒家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唐君毅、牟宗三和徐複觀都認同在變化了的新時代敬奉「天地聖親師」的必要。

（編按：本文刊載於熱血時報印刷版第77期。熱血時報印刷版訂閱連結：http://www.passiontimes.hk/4.0/regform.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