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和理非非」雖然飽受抨擊，但它畢竟是不孤單的，因為台灣也有它的同路人──「溫良恭儉讓」。華夏文化同一條腸，兩地所謂抗爭者都有被貼上暴民標籤的擔憂，所以一起強調和平理性高於一切，是平常不過的殊途同歸，對此我是完全沒有訝異的。

香港跟台灣的普羅大眾，習慣了安穩生活，也就無法戒掉那舖沉溺秩序與公德的毒癮。在台灣，學生佔領立法院，反黑箱反服貿，民眾中有同情，也有譴責，但就算是同情的，卻還是會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而不滿，譬如學生有否講粗口或是破壞公物。「溫良恭儉讓」，被民眾所高舉，當權者也就順水推舟的，以攻擊學生的公德私德來抹黑學生，使學生失去民眾支持，淪為無事生非的暴民。

可笑的是，學生自身竟然也選擇去服膺這種錯誤的思維，而不是以暴制暴，與暴政對抗到底，他們反而強調學運絕對和平理性，「溫良恭儉讓」，以求贏回民眾的信賴。於是，學生將抗爭的心力，本末倒置地全部灌注於清理垃圾、留心秩序、杜絕粗口之上，甚至刻意逃避政府願意逐條審查只係消耗策略的現實，將議題鎖死在「只反黑箱，捍衛程序公義」，務求洗去污名，以重奪道德高地的白璧無瑕。這種康德式美德，驅使學生放棄 the good，只看 the right，跟那些只求以身殉國而不圖報仇復國的腐儒一樣愚蠢。

事實上，中國古人跟西人談道德，亦從來不是單向。若論孔子的倫理，那便不是只求平民溫順，聽教聽話，而是要君臣互契，上若然有上的勤政愛民，下亦得有下的安分守己。《孟子．梁惠王下》那句「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為正義之師討伐商紂解話，就是為暴民脫罪兼封聖的說法。而西方哲學之中，也有鼓勵人類朝着能為整體帶來最大效益的方向行動的學說。根據目的論，只要將全民福祉推至最大即為道德正義，強調 the good 比 the right 重要，甚至在達成目標的路上運用 not so right 的手段，這派效益主義者也不會責難，因為結果就是一切。

在當下香港和台灣，暴民皆是在暴政下受苦的人民，可知無暴政則無暴民。如果國泰民安，各得其所，「和理非非」和「溫良恭儉讓」是絕對不怕多講的。今時今日普世價值之所以被踢得腸穿肚爛，淪為過街老鼠，都是因為普世價值和社會制度已經被當權者據為己有，扭曲成一樽樽維繫社會無縫運作的機油。

台灣墮落成了香港的翻版，從民眾對公眾人物要求日益嚴苛亦可見一斑。以往，五月天如此不避政治的歌手是大受民眾歡迎的，像舊時香港一樣，歌手專注音樂，根本相安無事。但是，到了這個風頭火勢，官恩娜竟然講句「大家都是中國人」即惹火自焚，台灣之光五月天竟也因為支持學生的態度不夠鮮明而動輒得咎，遭受圍攻，被視為向中國低頭的、不忠於台灣的「牆頭草」。官恩娜、五月天和暴民，都是暴政之下的受害者。

要推翻暴政，能靠的也就只有暴民。暴民可做的，就是遇神殺神，見佛殺佛，直搗黃龍，踢現代的紂王下台。若紂王只是傀儡，就把商朝整個組織撕裂，重建一個民主小國。屆時，暴民打回原形做良民，不論是「和理非非」或是「溫良恭儉讓」，大家盡可大講特講，因為當權者見識過暴民之暴的鮮血淋漓，將再不會斗膽以三十秒通過議案，出動防暴警察狂毆學生，踐踏置諸死地而後生的民主。

（圖片來源：關鍵評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