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3月30日反服貿遊行。來源：中央社)

台灣新生代的公民運動，從反旺中媒體壟斷到反服貿協議，歸根到底，就是反對中國吞併、捍衛台灣主體的運動。

台灣腦袋僵化的統派左膠質疑這些運動為何「反旺中但不反BBC」、「反服貿但不反TPP」、「反中但不反美」，實在是有如質疑阿珍為何「拒絕梁伯摸屁股，但又那麽享受跟偉傑上床」一樣搞不清狀況（至於偉傑是否一個衣冠禽獸、感情騙子，那是另一個問題）。

1990年代台灣在李登輝治下進行本土化與民主化，確立了中台一邊一國、與中國經濟交往要戒急用忍的台灣主權意識。後來陳水扁上臺後，竟以台獨論述的表象，掩護開放台資西進中國，再加上扁政權的貪污腐化，打破了台獨的光環與實踐，為馬英九時代順著對岸要求進行急風暴雨的兩岸社經整合和台灣的自我矮化，鋪平道路。

這次太陽花學運的重大意義，在於對過去十五年藍綠共謀打通的私道大聲說不，並在路上架起了法式路障，令以後北京和藍綠要再加闊道路，也不得不有所顧忌。被各路政客壓抑的台灣主權意識，得以在佔領立法院的爆炸性行動中，再度崛起，重新鞏固，因此出現了學運領袖陳為廷「我支持台灣獨立」的宣示和林飛帆「香港要獨立」的鼓動。

香港的反對運動圈子，一向以來在台灣的聯系多以國民黨和左翼統派的圈圈為主，在這次太陽花運動看到巨大的台灣主權意識，好像發現新大陸一樣，實不足為怪。回顧歷史，台灣意識在1980 年代的崛起與激化，實際上與北京與台灣左統膠人的淩霸，不無關係，與今日香港本土意識的冒升，有不少相似之處。

一九八三年，當時包括了獨派與統派的黨外反對運動便提出了「民主、自決、救台灣」的聯合競選口號。民進黨在一九八六年創黨時，更確立了「台灣的前途由台灣全體住民，以自由、自主、普通、公正、平等的方式共同決定」的黨綱。但這一「自決」黨綱，到了一九九一年，始被「通過以住民自決的方式，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的台獨黨綱取代。

早期黨外和民進黨立黨時的自決主張，體現了當時反對運動中的台灣意識乃一自主意識而非台獨意識。這除了是因為當時的高壓政治令台獨難以被公開討論之外，也是因為運動中統派勢力仍壯，不少運動中人仍對北京的聲援存有憧憬。民進黨從「自決」黨綱向「台獨」黨綱過渡，則標誌著台灣意識的台獨激進化。

一九七九年的美麗島事件後，中共官方媒體對反對運動至少還表達了口頭上的聲援。但後來北京被黨外的自決論嚇怕了膽，逐漸將民主運動與台獨視為同路，最後還與國民黨的外省權貴搭上線，「寄希望於台灣當局」。在1988年蔣經國去世後、台灣民主運動正在挺進時，趙紫陽便以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身份，露骨地向國民黨中委會發出「由衷地期望台灣局勢穩定、社會安寧」的信息。在濫捕、暗殺、甚至滅門的陰霾下艱苦掙扎的反對派在聽到這種話後感到被叛賣，視北京為國民黨鎮壓民運的共犯，是不難想像的。

另外，一九八三年侯德建投奔大陸，引發了台灣反對運動中一次「中國結對台灣結」的大論戰。論戰中一些以中共在台同路人自居的左翼統派對台灣意識大加鞭撻，對之一律扣上分離主義的帽子。當時的左統老大陳映真，還譏諷台灣意識只是在「一小撮輕狂的小布爾喬亞知識份子中蔓延」的「幼稚」、「可笑」和「落後」思想，是「政治上的嚴重小兒病」。他攻擊本土意識相對於「長久奔流於血液中的父祖之國」的大愛，更顯得特別狹隘。

中共當時與國民黨反民主力量合作促統的路綫，以及台灣反對運動裏的中共同路人對台灣自主意識揭斯底理的攻擊，令台灣民主運動繼續轉向台灣主權意識，成為必然。

民主與主權，密不可分，沒有本土主體意識的民主運動，注定失敗。當年中共與台灣左統的打壓，加速了台灣主體意識的成長，令台灣得以避開大中國意識的歧路，變相促成了台灣民主轉型的成功，不得不說是一個歷史的弔詭。

（原文刊於第十八期《熱血時報》，於2014年4月27日免費派發。 請支持文化抗共，訂閱《熱血時報》：http://www.passiontimes.hk/?view=reg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