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血時報 | 也談原創與抄襲:《笑死朕》223集書後

也談原創與抄襲:《笑死朕》223集書後



也談原創與抄襲:《笑死朕》223集書後



我們現在都尊重原創,而對「原創」的尊重,源於啟蒙時期之初,盛於科學革命之時,重點是要爭奪科學發現的先機。牛頓與萊布尼茲的論爭、與 Hooke 的多次論爭,都在爭誰先發現某些定律。我們都是啟蒙時代走出來的,都服膺啟蒙時代帶給我們的價值觀,而且相信這是永恆的價值。但我們讀思想史的,也要知道這種價值觀並非古已有之。

前此,所有主要文明都是以「抄」為基本,要尊重古人的開拓成果;而「尊重」的具體手法就是「抄」。《資治通鑑》大體是「抄」十七史,而且是整段整段的「抄」;改易一字,論者就會説是「成一家之言」。《漢書》「抄」《史記》,《史記》「抄」《左傳》等各種不同的史書,也是同樣道理。當然,這些巨著都在用料、舖排上顯現出原創的光輝:《通鑑》如此,《史記》更是如此;但放諸今日的標準,這樣的寫法卻是大抄特抄。這是不同時空的不同價值觀。

歐洲由上古晚期到文藝復興時期前夕,都奉阿里士多德為「宗師」,所有人所提倡的思想都不能踰越「宗師」所説。於是,後來者唯有在注解之中暗地裡發表原創的新見解。《水經》賴《水經注》而傳世,而《三國志》如無裴《注》、《世說新語》如無劉孝標《注》,價值都減半有多。我們不能小覷注釋的原創意義。

牛頓的名句「在巨人肩上,比巨人看得更遠。」並非他自己發明,他也沒有註明出處,導致後代大部份人誤以為是他原創。那麼,他是不是有心抄襲?當然不是!這是因為他所處的時代,人人皆知這是習以爲常的常用句,根本沒有必要註明出處。社會學家兼思想史家 Robert K. Merton 追溯這名句的來源,結果寫了一整本書。《資治通鑑》和其他華夏史書的「抄」,也不用註明出處,因為這是撰史的常規。

古典詩歌,唐詩用典以《文選》為主,北宋詞用典以唐詩為主,更是到了今時今日都不視為抄襲。偶然會有「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這類吹皺一池春水的小討論,也以「詞可歌而詩不可歌」就解決了。在詩歌創作上,用典是豐富詩歌内容的慣常手法;當今的文學評論更有「古典」和「今典」之分,在典故之中找尋作者怎樣做到語帶多關。

甚至惡搞也是古已有之。晚近發現佛祖惡搞婆羅門經典,就一下子解決了若干個兩千多年的懸案。例如,我們不用再汲汲於字斟句酌「緣起論」的具體意思,因為他的用字造句只是追着婆羅門經典來把玩。而佛祖之所以如此惡搞,是因為他當時當刻的説話對像是兩個婆羅門;換言之,是以他們熟悉的典籍來嘗試導引他們信佛。佛祖出身撒帝利,少年時得讀婆羅門各種典籍;但佛門弟子絕大部份是平民出身,無可能接觸到婆羅門典籍。於是這惡搞在佛祖死後就立刻遭到誤解,第一代的注釋已經不明所以。

所有創作者和所有學者都有所謂「面對前賢的焦慮」:首先要知道前人寫過甚麼,以免重覆;但知道了之後,就不知道可以寫甚麼。令莎士比亞焦慮的前賢是 Christopher Marlowe,令濟慈焦慮的是莎士比亞、密爾頓等一串大師。後來者,更不用多説。但莎士比亞所焦慮的不是如何設想甚麼原創故事,因為他幾乎每個劇本都是改編自流傳於世的故事;他焦慮的是表達手法怎樣走出 Marlowe 的陰霾。

La Fontaine 不少故事來自《一千零一夜》,《一千零一夜》不少故事來自印度《五巻書》。喬叟《Canterbury Tales》不少故事來自薄伽丘《十日談》,《十日談》大部份故事經過多番轉折,最終來源也是《五巻書》。《西遊記》悟空、八戒、沙僧三人的出身,藍本都來自印度文學。而《舊約》諾亞方舟故事來自古代巴比倫史詩,更是人所共知的事。

《趙氏孤兒》重寫過多次,《西廂記》也一樣。「趙盾弒其君」一事,《左傳》是一個版本,《公羊》、《穀梁》是另一版本,到了《史記》又是另一版本。當中有明顯的「抄」的痕跡,但我們關注的卻是各版本之間的不同之處,和關注這件事在《公羊》、《穀梁》兩書的陳述所顯現的內在特殊性。

所以,創作不妨抄,而且必須抄;但必須抄得其所,必須在抄之中顯露出原創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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