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大報章、電台、電視均以大事標題，指黃毓民退出人民力量事件，為激進民主派再度分裂！社運膠更立即撰文批評這是黃毓民四面樹敵而導致失控的結果。他們指出這是因為激進民主派經常敵友不分、任意作出惡毒攻擊而來的一貫問題。這種說法，不但讓我看見了倡導團結的大中華主流思想無遠弗屆，而且主導了香港不少退步民主人士的想法、行為，及其「對」與「錯」的理解。

福柯（Foucault）指出，一個主流思想或知識，並不單單局限於概念或知識層面，因為「知識」本身也是「權力」。正因而此，當某知識或思想成為社會主流時，這種知識或思想所帶來制約人的思想或行為的權力會無處不在。或許，我們可以這樣理解，一個主流思想或知識的傳訊，不光是語言或概念層面的表達、溝通和理解。知識的表達，同時也在制造（produce）社會上的種種事實及真理

Speech Act學派認為，運用語言溝通時也建構了「社會事實」（social fact），跟着帶來社會規範（social norm）。舉例，當「膽固醇指數」成為普遍人都理解而接受的身體健康常識後，我們會每年去驗膽固醇指數，改變以往所謂「不良」的飲食習慣。然而，當我們相信這種知識後，卻依然固我，繼續日日食牛什、豬潤麵、菠蘿油時，會被批評為「不理性」、「傻咗」、「找死」或「癡撚咗」！批評的人不一定完全明白這種醫學或健康知識，只不過他們相信這種知識而已。又就是說，主流思想或知識定義了何謂「合理」、「理性」和「常態」的準則，並規範了「應當的」或「不應當的」行為。簡言之，主流思想或知識有着制造、制約，及紀律的作用。

若從福柯的知識/權力的角度看，各大小媒體對黄毓民退出人民力量的報導和分析，以及社運膠撰文對他的批評，正好顯示了一種強調「友愛、互惠、聯合、團結和結盟」的大中華「和諧論」的論述。首先，各大媒體的報道大多沒有說出整件事件的經過，簡單化地將事件總結為黄毓民「再次」退出或「分裂」他創辦的組識。當然，我們都知道任何描述不但沒有所謂「客觀性」，而且預設了框架。撇除各大小媒體與黄毓民的個人恩怨外，他們採用的就是「民主派要團結和諧」的角度。社運膠的批評更明顯不過，例如陳景輝的所謂「分析」背後就是一種普遍香港人都不深究的主流「和諧論」。這些社運膠如一般主流媒體，沒有搞清楚事件經過，就指黄毓民「胡亂樹敵」、「還將槍口對準所有溫和主義、路線不同者」等。這裡提到他並不是因為他的名氣或地位，他只是一個小腳色、沒有「主體」的工具。他只是像那些不懂「膽固醇指數」是甚麼就當作是醫學或健康知識的人，常常在别人前裝模作樣，勸喻和批評別人的生活或飲食習慣。

我從《龍門陣》時期就開始注意黃毓民這一位政治評論人。無論是他對社會政治問題的分析，或是對政治人物的批評，皆鞭辟入裡。他激動地闡釋他的論述時青筋暴現的神情，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後，我訂閱了他的《癲狗日報》，追聽他的電台、網台節目。我所認識的「黃毓民」，二十多年來貫徹不畏強權的批判精神、政論立場始終如一！

就是這樣，當強調「同路人」、「自己人」的「和諧論」主導着大多數香港人的思維時，黃毓民一旦批評到政圈中所謂的「同路人」、「自己人」時，無論他的批評有多麼合理、多麼精準、多麼精闢獨到，都會很自然地被主流思想演繹為「不合理」、「非理性」、或「變態」的言論和行為。當一個人接受了這種主流的「和諧論」，他怎樣去搞清楚事件經過，亦只會得到一個「自圓其說」的結論。在這些「和諧論」者的眼中，「黃毓民」就是一個妖魔，他對一些政黨理念或政治人物取態的批評，被主流思想的工具陳景輝說成了對同路人「發出的惡毒攻擊」。

也就是說，從主流媒體、社運膠對黃毓民退出人民力量一事的批評，我們不但可以清楚看到主流的「和諧論」在運作、顯現它的權力，它更嘗試淨化、規範化、甚至馴化（discipline）這個正在顛覆主流思想、翻天覆地、朝氣勃勃的本土民權運動。


延伸：
《熱血公民教育》第36集：大中華民主派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