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十數個從事服務業的中小企老闆，談不上大富大貴的中產，家住市價約一兩千萬的分層「豪宅」或者偏遠村屋，出入有幾輛房車，子女多在外國讀書，大多有英美澳加國藉，支持自由黨、新民黨或者民建聯。討厭亂，討厭改變，雖然也不喜歡政府胡作非為亂花錢，但對反對派的評價一概是「嘈嘈嘈做得啲乜？」
香港市場細，這些公司大多在過去十數年期間，透過 CEPA 制度受邀北上發展。無論是甚麼規模的商會活動，那怕只有十間八間中小企參加，中聯辦逢請必到。先是「國情班」，帶一批又一批企管到中國交流學習，然後直接介紹中科院，或者某某省委、市委旗下的私人公司，告訴港商只要願意合資，就可以開拓內地市場，或者安排私相授受的政府項目，「有錢齊齊搵」。
當然不是個個也一帆風順，但他們受過恩惠見過機遇後，從此對中國或者共產黨幹部不無好感。當我向他們提及文革、六四、以至近年對異見人士的種種迫害：「算啦，都唔關我哋事。共產黨衰個個都知，內地人人都知，但係六四都搞唔掂，就無得搞。」我再問他們，對九七「主權移交」有甚麼想法。「最好就唔駛回歸，但既然回歸咗，中共當權派贏咗，咪算囉。」
中國，他們一點也不愛。香港，他們一點也不愛，他們只愛站在勝利的一方，利益的一方，正所謂「西瓜靠大邊」。所以甚麼都不用做，對甚麼都坐視不理。其中有一位，說他會去維園六四晚會。「保住維園燭光，每年有幾萬人祭祀六四的死難者，咪盡咗道德責任囉！」其他人說他無聊，維園有攝錄機，被國安盯上的話，中國生意不保。「諗諗吓，去嚟都無用，今年唔去了。」然後繼續安安樂樂的討厭政治，喜愛人民幣，對中共在中國以至香港的諸般惡行視若無睹。
當下香港社會的中流砥柱、各階層的既得利益者完全被中共統戰，政府決策官員由中共篩選，憲法條文任由中共解釋再解釋，中共機構在港公然干涉立法會運作、為政府拉票、並在選舉中為建制派助選等行為，完全不受任何法律制約，然後再大肆殖民輸入大陸人口，以「新香港人」改變香港人口結構，務求香港「質變量變」徹底赤化，淪為一個徹底臣服於中共意志的經濟城市。
香港人一直寄望授權的民意代表，所謂的泛民主派，早已放棄抵抗中共，以為靠溝通和協商可以解決問題。公民黨成立之初，創黨主席關信基聲言「港人應放下六四包袱」。民主黨更徹底的藉杯葛五區公投，背棄盟友，主動要求與中共談判，結果得嘗所願，放棄否決權，通過 2012 政改方案。
然後這群人站年復一年的站在維園六四集會台上，帶領著數以萬計的香港市民，喊著「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的空口白話。難道進入中聯辦談判，就可以結束中共的一黨專政？
民主黨、支聯會這班香港人用六四香火供養出來的孽畜，是斷然信不過的。廿幾年來，他們只會一次又一次順著共產黨的旨意，要港人和他們一起委曲求存，直至他們退休、入土為安的一日。
泛民把保持現狀，減慢中共赤化，就當是功績，無心無力求變；對反共，本土化，以至港獨等議題，故然噤若寒蟬。至於那些每每發狠話指本土派「法西斯」，卻在生意上與中共暗通款曲的低能政棍，就再等而下之了。
作為還算年輕的本土派支持者，我還未知道如何才可以成功推翻港共；我們要文化抗共到幾時，中共要逆行倒施到幾時，更多的香港人才會醒悟，有足夠力量去創造勇武抗爭的契機。我也不知道到最終要靠經濟戰、無限期佔中，暴動、武裝革命，還是要外國勢力介入，才有足夠的籌碼，脅迫中共放棄在香港的殖民管治，建立真正屬於香港人的民主政府。
我只知道，民主黨和支聯會走的是死路一條，而我不希望要磋跎多廿年，到 2047 大限將至，自己步入中年之時，才驚覺一切已經太遲太遲，生我養我的香港已經永遠在歷史中消失。
還未有家累的年輕人，對是非對錯、正邪善惡還有執著的香港人，不要把反共的責任繼續推卸給下一代。今年六四在尖沙咀舉行的「本土・六四・反共」晚會，就是我們這一代人反共的誓師大會。就讓本土反共革命，在我們這一代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