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中共,源於啟蒙:二之一

反抗中共,源於啟蒙:二之一



主張勇武抗爭的本土派,和廣義的「泛民」不同,歸根究底是對兩個問題的不同答案:一、對中共的看法;二、會反抗中共嗎?中共政權是邪惡政權,證據確鑿,人所共知。不少人有此認知而不反抗,是妄想中共會自我完善,而這種妄想源於恐懼,源於逃避反抗的心態。換言之,是問題二的答案侵蝕了問題一的答案,是情緒與禁忌蒙蔽了認知,近乎非理性埋沒了理性。

「大中華膠」的表徵

在這氛圍之中,不少人認為「香港為小,中國為大;香港為卑,中國為尊;香港潺弱,中國強橫;香港是從屬,中國是宗主;中國擁有香港,而非香港擁有自己」。以此為大前提,而推論出「強弱懸殊,所以許軟不許硬。軟,尚可委曲求存;硬,必定招致反彈,最後必一敗塗地。」邏輯上正確,但因為前提錯,所以用正確邏輯推論出來的結論當然是錯。這是「大中華膠」的第一表徵。

「大中華膠」的第二表徵是錯誤以為文化的精粹所在,必然在政治經濟的中心找到,也必然以政治經濟的中心所表述的為準。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杜維明倡談「文化中國」時已經提出「以邊緣為中心」的觀念,當年也引起了熱烈討論。討論的背景,是大陸剛從連番浩劫中走出來,文化遺產幾消耗淨盡,所以處於「邊緣」而免受此劫的華人社會,順理成章地具備了最佳條件來幫助「廢墟重建」。但隨着經濟起飛,大陸早已經再以天朝自居,對處於邊緣的文化區例如香港、台灣嗤之以鼻,甚至對屬於「非官話語言區」的省份(例如粵、閩、贛、湘、蘇、皖、浙)加倍箝制。

蠻夷掌權,最終必服膺於文化

這種錯認,一無必然理據,二也和歷史不符。華夏歷史,自古以來都是文化較低者征服文化較高者的歷史,也是征服者最終服膺於較高文化的歷史:武王滅紂,根據夏含夷晚近於《逸周書》發現的《尚書》原文,有令人側目的野蠻暴力;春秋時代,文化較高的宋、魯、齊諸國都歸於滅絕;秦滅六國,是文化最低者武力征服文化較高者;反抗暴秦,始作俑者陳勝吳廣與最後得天下者漢高祖,都出身平民,而出身貴族的項羽又無天子之資;晉室南渡、宋室南渡、蒙古滿州的入主,更是大家都熟知的蠻夷掌權的例證。

蠻夷掌權,最終也服膺於文化。武王滅紂,之後文化走出向上一路,當中有殷商文化的蹤跡,也有更新的氣象;這令到身為宋人的後代,有殷商血統的孔子也要說一句「吾從周」。春秋戰國時,列國車不同軌,書非同文,但文化交流頻繁濃烈,是思想文化的極盛時代。南北朝時,北方胡人佔了半壁江山,但官制、稅制的嬗變,始於北朝,下開唐代盛世。滿清入關,短時間內達到帝國的規模,但其手段高明:治漢崇儒、治蒙藏崇佛,各稱其所。征服者不服膺於文化,都不踰百年之限而歸於滅絕。暴秦執政,焚書坑儒,偶語《詩》《書》者棄市,最後歷廿餘年而滅。蒙古入主,人分四等,南人為下,漢人次之;職分十等,儒者僅高於丐;最後不踰九十年而亡。

陳勝、吳廣起義,是華夏平民起義而推翻暴政之始。兩人送貨因天雨遲到,於秦法須斬。「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於是起義。《史記》〈陳涉世家〉透視出司馬遷成一家之言:陳勝、吳廣出身平民,並非貴族;但他們為當時的群雄開了起義之端,也為華夏開了平民起義的傳統,所以太史公不單把〈孔子世家〉殿於列國世家之後,也把〈陳涉世家〉緊接在〈孔子世家〉之後。孔子下開了一個文化傳統,陳勝則下開了華夏的平民起義傳統。所以,與其說因為高祖「為陳涉置守塚三十家,至今血食」而列其於世家,倒不如把陳涉置於歷史長河之中了解其影響;守塚三十家到了王莽時已絕,但陳涉的影響卻垂範至今。於此角度下,太史公不但通古今之變,也預示了華夏往後的軌跡。

當今華夏的往後軌跡,又應如何?香港的強項不在武力,而在軟實力。中共的弱項是外强中乾:有權勢的人爭相外逃,只剩裸官,是最重要的指標。華夏文化的正溯在地理、政權的邊緣,包括香港;華夏經濟的命脈,也不能脫離香港。所以本土派倡香港建國,是義之所在,也於策略上可行。(待續)

(原文刊於第三十期《熱血時報》,於2015年5月24日免費派發。請支持文化抗共,訂閱《熱血時報》:http://www.passiontimes.hk/?view=reg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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