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份工啫！」這句話到底是何時開始，偷偷成了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從前，老母跟我們說：「好仔唔當差！」那時候，械劫、綁票、謀殺、販毒、黑社會劈友，一月數起，物華街出過拿 AK47 的賊王，安安幼稚園曾有癲佬闖入持刀亂砍，屯門在色魔掌下風聲鶴唳。工作危險重重，一介散仔的人工卻不比藍領、白領高，上層位置更被鬼佬佔據，只是為了「打份工」的人算過度過，當然不會選擇當差。那時候，皇家香港警察英氣勃勃，香港人對這支部隊引以為傲。

想當年，補習社剛剛冒起，社會輿論狠批這幫只顧成績、不管德行的人不配執鞭為師。猶記得在八仙嶺，兩名老師周志齊和王秀媚，為救莘莘學子，捨身葬送火海，該處現在還有一座「春風亭」。在我長大的年代，還沒有持博士學位的補習名師，更沒有甚麼月球醫生、星球醫生。那時候，為人師表要春風化雨，執業行醫要懸壺濟世，傳媒要敢言求真，專業人士講專業操守，做大生意講信義，做小生意講人情。當然，實際執行一套未必完全如是，但至少我們還會口講這一套，因為這是社會對他們的期望。

當年，酒吧欠交保護費，古惑仔帶隊掃場，破壞椅桌玻璃，滋擾賓客，動粗動武，總會笑笑口講句：「做嘢姐！」這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打工哲學，從來只出自為錢賣良知的惡徒之口。如今，我們委以槍砲的香港警察竟然敢說「別無選擇」，普羅大眾認為他們只是「打份工啫」，時代，徹底變了。

變，到底始於何年？我們倒帶回想一下。2007年，曾蔭權以「我會做好呢份工」作為競選特首的口號；1998年，子華在《拾下拾下拾年棟篤笑》中揶揄說：「搵食啫，犯法呀？」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發生在九七前。野蠻與文明的結合，結果總是野蠻得益，文明殞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