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產代理龍頭大哥施永青昨日在其報章專欄「C觀點」上，發表了一篇名為「仇富情緒對社會不利」的文章，意圖為一些富豪作出平反。他一方面為現時香港社會上所瀰漫的仇富情緒感到擔憂，另一方面則認為在一個奉行資本主義的社會中，這種貧富的差異正是經濟的動力，有錢佬買別墅、坐遊艇、戴名錶、打高球，是帶動社會向前，一旦把富人玩意都列作罪惡之後，社會的生活水平就沒法提升。他指應以兩害取其輕的心態，接受富豪生活得奢華一些。最後他更以大陸和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作例子，表示讓無產階級出來主政只能達到均貧，無法達到均富。所以，他的結論是比較接受讓社會上存在一定的差異。

施先生提出「仇富情緒對社會不利」，正等如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指「佔中」是違法一樣，沒有錯的，只是文章既沒有說出仇富情緒出現的原因，也沒有提出釋除仇富情緒的方法，只是定出仇富情緒對社會的不利的結論，意圖以恐嚇的方式，希望讓低下階層忘記自己在高地價政策下所受的壓逼，就像建制派以癱瘓香港經濟會導致香港競爭力下降來反對「佔中」一樣，同樣是沒有面對問題的根源來對症下藥，反而為富人奢華的生活來找藉口，真是極為可恥。貧富的差異或許如施先生所講的無可避免，但香港作為全球最發達，人均收入最高的地區之一，貧富出現如此高的差異，社會上的不平等，讓仇富情緒高升，香港政府當然是罪魁禍首，責無旁貸。

要解決仇富問題，叫窮人收聲，接受差異，並非治本之道。正如解決奶粉荒問題，不應是叫港媽接受大陸水貨客，自己轉餵人奶，而是實施限奶令或解決貨源問題。容許差異不是接受無盡的剝削，若以奉行資本主義的香港來與文革時期的大陸相比，確是優勝得多，但是若與奉行社會主義的北歐各國相比，香港就遠遠不如。一些人在抗議貧富懸殊時喊出「打倒李嘉誠」的口號，是因為現時香港各行各業，已被少量富豪壟斷，低下階層向上流的機會已經消失，中產每月的工資大半落入了地產商的口袋中，年青人只能被困在自己的斗室內，為自己的未來擔憂。像香港這樣的一個社會，若不是從制度上作出根本的改革，所積壓的民怨遲早還是會爆發的。

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不應是向有錢人乞求施捨，而是要改變政府偏幫地產商的做法，在稅制和各項制度作出改變。政府雖然坐擁數以千億計的財政儲備，在改善市民在居住、教育和醫療的福利上，卻儼如守財奴，但在基建項目上，又變成洗腳唔抺腳的二世祖，經常超支，浪費公帑，招來向大地產商輸送利益的話柄。不少高官更在退休後不久，便明目張膽的轉到地產商的公司打工，惹來延後利益輸送的質疑。更有一些官員因此而被廉署檢控，惹上官非。官商勾結的施政，早已在市民心中烙下了印。所以，只有一個更透明，接受市民監察，更有民意授權的政府，才可以改變施政方針，從而改善低下階層的苦況，這樣仇富的情緒自然會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