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社會或政治理論家，認為報章的出現，可以提供一個公共平台，讓更多人參與政治事務的討論，以及實踐社會參與。這個想法是構成現代公共領域討論的重要一環，亦為自由、民主社會的基石。然而，十九世紀丹麥哲學家祁克果(Kierkegaard) 對報章的功能，持一個批判的看法。他認為報章是會將公眾推向虛無主義(nihilism)，進而破壞公共領域。近期發生的林慧思老師事件，正正好反映祁克果的憂慮。
祁克果憂慮報章會削弱公眾的道德價值判斷能力，意思是指公眾再難以區分高尚的、重要的、或一般的道德判斷。簡言之，公眾會缺乏一個有高、低、先、後次序的道德或價值評價框架，結果便成甚麼都好像很重要，又或甚麼都好像不重要的感覺。為何祁克果會有這樣的判斷呢？
報章提供了本地或是世界各地的新聞資訊，儘管這些報導都是事實，但是對大部份讀者而言，報章報導的事件，對他們來說，大部分都沒有切身的利益（disinterested）關係。當他們評論這些事情時，都可以用上一個較為超然的、抽離的（detached）角度探討事情的「真相」，而很多人都會覺得這種角度是相對地客觀或價值中立的。對祁克果而言，這種超然的、缺乏切身關係的、或缺乏關懷的評論，往往只會是空泛的、表面的、無可無不可的虛言。
例如，女病人癌症已到末期，痛苦萬分，丈夫不忍心她繼續受苦，用枕頭將她焗死，結果被控謀殺。醫療倫理學專家或學者，往往會用上許多抽象原則去分析或評論這類案例，譬如「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以殺死病人」、「尊重垂危病人抉擇的權益」，又或「安樂死是否道德」等等，各家各說，莫衷一是。這些所謂超然的、客觀的專家角度，對那位深愛着妻子的丈夫來說，只是脫離現實的、虛無的、不著邊際的分析。病人家屬作生死抉擇的時候，哪會考慮到這麼多的道德原則？相反，他們最終的抉擇，反而顯示了他們最重視、最堅定的價值觀。在這個例子裏，病人丈夫以身試法，也不願見到妻子繼續受苦，寧願忍痛為愛。那種超然的、中立的、客觀的分析，怎能理解病人家屬沉重的道德抉擇？
除非這些報章新聞跟讀者有切身的利害關係，或者是讀者所關注的社會問題，否則一般大眾只會用上一些抽象的原則去理解或評論這些「遥遠」的事件。假若一些報章讀者從來都不關心本土經濟問題，看見報道指世界名店進駐旺角區，茶餐廳捱不起高昂租金而結業，他們只會指出這是自由市場經濟的規律；一些讀者，他們沒有嬰兒，對奶粉沒有迫切的需要，看見報章報導勇武媽媽追擊奶粉水貨客，他們會反過來批評香港人缺乏博愛之心，沒有照顧到大陸嬰兒的需要；又或是一些讀者，從來都不關心香港的政治問題，看到七一群眾上街示威，他們會批評這些示威眾霸佔道路，沒有尊重別人的需要。報章讀者，就好比《卡拉馬佐夫兄弟們》(The Brothers Karamazov)一書中，＜叛逆＞那一個故事裏的超然(detached)「虔誠基督徒」，這位觀眾看見小孩受到慘無人道的虐待，還要求小孩的母親寬恕施虐者。「文化人」梁文道亦和這位天真爛漫的「觀眾」一樣很超然地說，入侵你家園的敵人也是你的鄰舍，所以你要學懂包容和寬恕。這種虛妄、虛偽的論調，完全忘記了上帝對不公義之憤怒！
這些超然的、抽離的、缺乏關懷的分析或評論，久而久之，不但使人對周遭所發生的事情變得麻木，而且破壞自身的道德或價值評價框架，慢慢走上「無對無錯」、「無所為，無所不為」的虛無主義。在林慧思老師事件裡，我們可以看見許多香港人，不問那被蘋果日報扭曲的片段的真實性，不去理解事件的來龍去脈，就作出抽離的道德評論。及後，當事件相對地被弄清楚時，很多評論仍只是探討「WTF」是否粗口，而沒有深究林老師的義憤是源於港共政權正在打壓香港言論表達的自由。究竟「講粗口」的問題大，還是香港走回頭路，要獲得人身保護就要給警察利是的問題大？孰輕孰重，明明一目了然，那些偽道德的「文化人」似乎已經分不清楚了！
祁克果一百多年前的分析似乎並不是過份的憂慮，大眾傳媒，特別是不負責任的報章，是可以破壞一個文明社會的公共言論空間，把大眾推向虛無主義的；而那些陰險毒辣、口蜜腹劍、毒如蛇蝎的「文化人」更應被至真至善至美的上帝打落十八層地獄，因為他們總是以胡混的語言、迷惑大眾、為專權說項。他們只是裝扮成「天仙道長」的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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