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Chi sin Gweilo (flickr)

以單一文化與政治認同為基礎的現代民族國家，起源於十九世紀歐洲，而隨西方帝國主義和與之相關的知識體系擴散到世界其他地區，成為被認為是應然的地域政治組織形式。在民族國家興起之前，世界大部分地區都由多文化多族群的帝國統治——例如奧匈帝國、鄂圖曼帝國、沙俄帝國、清帝國等。這些帝國在崩解後，被解放出來的具不同文化、語言、族群特徵的社群怎樣再組合成不同民族國家，沒有一定公式。很多這些起源自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的民族國家，直到今天仍解決不了兩個根本問題：

1）國家內的多數族群地區與少數族群地區怎樣分配政治權力？

2）怎樣在不同族群與地域認同中，建立齊一的作為最大公約數的國民認同？

中國作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同樣要面對這兩個問題的挑戰。因為中國承襲了除蒙古外的清帝國的所有版圖及其極複雜的內部族群關係，以及國家中不同地域的不同歷史軌跡，這些體現為西藏問題、新疆問題、香港問題與台灣問題等的地域民族問題便顯得特別尖銳。這些問題在世界其他地區引起的衝突和災難，隨時會以更激烈的方式在中國出現。

例如今天的伊拉克在二十世紀前，乃為鄂圖曼帝國的三個自治省：庫爾德人的Mosul，遜尼派的Baghdad和什葉派的Basra，互不從屬。鄂圖曼帝國崩潰後，三區全劃為英國勢力範圍。倫敦將三區合併成伊拉克，並扶植遜尼派君主，一面聽從英國指令，一面鐵腕治國。少數遜尼派鐵腕治伊的格局，一直延續到侯賽恩獨裁政權。

三個語言文化和歷史背景千差萬別的族群，被高壓圈在同一國家之內達一個世紀；表面和平之下，是仇恨的積累。美軍在2003 年推翻了侯賽恩並解散他的遜尼派軍隊之後，三個族群間的衝突，即一發不可收拾。這種威權體制強行將不同文化族群綁成單一民族國家，族群矛盾在中央威權轉弱時引發族群廝殺的例子，從南斯拉夫、東帝汶到蘇丹，比比皆是。勉強湊合起來的民族國家中少數族群的分離主義，就算在民主體制下，也難避免。只要看看最近的蘇格蘭獨立公投便知。

清帝國瓦解後，中國民族主義者要在歷史文化語言錯綜複雜的前清屬民中，建立一個完整穩定的管治體系，一直是一個巨大挑戰。中共在在1931 年井崗山時期訂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保證「中國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蒙古、回、藏、苗、黎、高麗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國地域內，他們有完全自決權：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區域。」

中共在內戰節節勝利的1940 年代末，忽然放棄了蘇式的聯邦理論，而轉向「單一制下的區域自治」體制。這種將地方自治視為中央恩賜，隨時可予收回的自治觀，即是最近香港白皮書嘗試推翻中英聯合聲明對香港自治的界定，並重新詮釋香港自治的依據。

中共為何在1940 年代末忽然從蘇式聯邦體制轉向「單一制下區域自治」制，有待考證。在1920 年代到1940 年代，蘇聯一直在新疆扶植紅色勢力，鼓動當地維吾爾族脫離中華民國獨立，成為像同樣有大量維吾爾族人口的吉爾吉斯坦等的蘇聯加盟共和國。而後來與中共合併，由藏族貴族子弟成立於1930 年代的西藏共產黨，早年亦有獨立建國、然後加入蘇聯的傾向。所以中共在勝利前夕不再承認少數民族自決權而走向單一制，可能與防範新疆等邊區行使自決權、步外蒙古後塵投向蘇聯有關。

在這單一體制之下，幅員廣大、族群複雜的中國在中央政權強大時，的確能保持表面的平和。但每當中央政權出現危機或權威減弱時，積累多時的族群矛盾，往往會忽然噴發，造成激烈流血衝突，例如在大躍進期間和1989 年的兩次拉薩起義，以及在文革期間新疆維吾爾人的起義等。

基於自由意志的結合，才能幸福；能結不能離、家長指腹為婚式的結合，則往往是悲劇之源。要在承認區域分離自決權的前提下維持聯合、要和平地分手、抑或要在高壓的和平下積累將來撕裂的痛苦，乃是東西方各龐複民族國家難以逃避的抉擇。中國的單一制是一個裂痕處處的壓力鍋，注定會出大事情。中共要將「單一制下區域自治」的制度強引來香港，挑戰作為國際條約的中英聯合聲明和作為美國法律的《香港政策法》，以及已經開始發展出強大主體意識、與台灣等地抗中力量合流的香港民間社會，將會引起的抵抗，不能低估。中共與其妄想擴大單一制到香港，不如認真想想怎樣在出現重大事變、自身不保前取消和取代這個定時炸彈。

香港的人口，大多以漢族為主。但自十九世紀起，香港便脫離了中國的歷史軌跡，走上自己特有的軌跡，在多個帝國與霸權之間存活自強。香港在這一百五十多年中發展出獨自的地域身份、公民認同與有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價值體系，已經自成一個族群。

事實上，中共在面對香港問題時，也一直視之為與其他少數民族自治問題等同。例如鄧小平在1981 年與英國到訪外交官談及將來香港的一國兩制安排時，便主動以西藏在1950 年代的自治作類比。最近中共香港白皮書的主要作者、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強世功，在他於中聯辦任研究員時期發表的文章，也很刻意地將香港問題與西藏和其他小數民族問題一併討論。中共發表香港白皮書，其中一個目的，便是要明確將原本受到中英聯合聲明和國際社會保障的高度自治取消，改行中國實行於其他少數民族地區的地方自治源自中央恩賜、地方沒有剩餘權力的「單一制下地域自治」制度。

香港人的主體身份越來越強烈，要求公投自決的聲音越來越響亮，根本的原因，在於北京越來越着急地要抹去香港原有的身份認同，而強將香港塞進一個自二十世紀初到現在均殘缺矛盾，不斷漂移的國家體制和國族認同之中。同時，當年香港人在沒有經過全民自決，甚至沒有參加談判的狀況下被英國讓了給北京。香港人不明不白、不由自主地被併入了一個自己也還未搞清楚自己是誰，但又強求大家思想一致、面目趨同的大一統民族之中，出現抵抗意識，十分自然。

現在香港人對北京單一制與中國民族身分的反彈，已算是十分溫和了。任何政治力量要務實地解決香港問題，提出任何解決問題的方案，不論追求的終極目標為何，恐怕都必先要回歸1980 年代中英前途談判剛開始時的原點，承認香港人的主體身份和自決權利，在這個基礎上從新建立有關香港前途的共識。

（本文乃是刊於2013 年香港大學學苑編輯委員會編《香港民族論》同名文章的撮要版。）

（原文刊於第二十三期《熱血時報》，於2014年9月21日免費派發。 請支持文化抗共，訂閱《熱血時報》：http://www.passiontimes.hk/?view=reg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