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台灣「高中國文課綱」文言與白話課文比例的爭議，其實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遺害，八月二十一日台灣《聯合報》報道，新北市三民高中歷史老師張文隆說：「文言文已有一套洗腦的論述在裡面，學生又看不懂文言文，再加上默書的荼毒，學生哪有時間進行思想批判？孩子應多了解自身所處的社會與環境，而不是成為古人思想的奴隸！」

這位台灣中學老師的見解，乍看會以為是五四青年上身，故鬼重來，讓人有時光倒流之嘆。其實奴才思想，不在文言與白話，而在內容的好壞。大陸中共八股全是白話，卻是典型的奴才教材。

我們在香港以前讀中學時，有中國語文科與中國文學科，所以語文的寫得「對」，與文學的寫得「好」，從來都分得清楚。台灣中學沒有中國文學科，香港在這一方面較台灣優勝，不過，自從九七之後，中國文學科修讀的人數越來越少，這是政治問題，因為文學從來都是對抗極權的根本。美感的喪失是一個民族墮落的表徵，看看鄰近的鬼國，醜陋例子，不勝枚舉，就知道了。

此外，胡適著名的主張「我手寫我口」，是另一項重要的五四遺害。我曾跟一位香港中學中文教師聊天，談到課堂上教授粵語入文的問題，該校所有中文教師都認為粵語入文是洪水猛獸，必須要予以導正，讓學生思想裡根深柢固確認，書面語才是正確的中文。友人力排眾議，卻是勢孤力弱，甚為苦惱，天人交戰，真是應了一句現時教育界的潮語：「前生做壞事，今世教中文」。

過去我們一代學習中文，課堂上絕無如此區分，從來不會有使用粵語影響中文學習與寫作，這不是一個教學問題，而是九七之後，政治對教育越加干涉的嚴重問題。日常生活使用粵語，寫作時用書面語，間中有粵語入文，甚至有成為特色的三及第中文，一直以來都是並行不悖，最明顯的例子是梁啟超，他是廣東新會人，講的是粵語，當時亦無「普教中」，讓他可以「更好地學習中文」，但梁啟超開創筆鋒常帶感情的「新民體」，卻成為當時全中國知識份子競相學習的文體。至於他的《飲冰室全集》更是近代文論經典。學好中文要靠普教中，從學理與事實上，都站不住腳，所以這不是教學問題，而是政治問題。語言無高低好壞，只要用得好，就是好的文學作品。

明末大儒王船山深切反省明亡原因，認為讀書人要負上相當責任，指出「害莫大於浮淺。」浮淺﹙膚淺﹚這時代通病，一直遺害至今，以香港為例，近年社運，年青就是最大本錢，不理學問見識，無論政治才能，唯年青是尚。如此看重年青，背景自是有大群廢老霸佔資源，造成壓制，頗似五四青年反傳統時代，背景是清末的腐敗統治，唯破是尚，破舊就是好的，對傳統累積的文化無論好壞，一概清除。五四如此全面反傳統帶來最慘痛的後果是思想真空，共產主義因此乘虛而入。

（編按：本文刊載於熱血時報印刷版第51期。熱血時報印刷版訂閱連結：http://www.passiontimes.hk/4.0/regform.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