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美國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s）乃全球新聞界盛事，而今屆的得獎名單亦已於年初揭曉。隸屬美聯社、在香港土生土長的攝影記者趙漢榮（Ringo）聯同Noah Berger和John Locher，憑去年於加州拍攝，以山火為主題的作品《Ravaged by Wildfire》，入選今年普立茲獎「突發新聞攝影獎」最後三強之一。

「拍山火是一件危險事。火場內沒有電話訊號，我們進場後後分道揚鑣，各自修行。」他表示自己第一件事是尋找消防員。「待在他們身邊比較安全。而且，沒有人的元素，一幀山火相片是沒意義的。」三人在火場逗留約四日，共拍了廿幀相片，再在當中選三張參賽。

黑房員工變攝影師　不忘工餘時進修

「十歲時，父親買了一部yashica（影攝佳）機械相機，卻沒有人識用，於是我就拿去試玩，由於只屬玩票性質，因此今日看來慘不忍睹 － 小學時為家人拍照，中學時就拍陸運會，照片全大是鬆郁朦。不過，雖然沒有學過攝影，但愈來愈有興趣，」他謙稱自己不是讀書材料，投考警察亦失敗，某日見到《快報》的招聘黑房員工之廣告，就去應徵。

「其時職責是沖曬菲林，因此幾乎所有相片都要經我手，自此邊做邊學 － 一邊學沖曬，一邊學攝影。在《快報》期間，我與一位同樣喜愛攝影的副總編特別投契，他更讓我拿起相機，拍攝較靜態的採訪。每當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刊登，都非常興奮。」

自此Ringo成為了不可或缺的好幫手。「雖然未正式學過專業的新聞攝影，但在黑房我從同事的作品中吸收養份，而《快報》老總亦願意予我實戰機會。當年香港設有越南船民的難民營，營內不時有示威，我有機會帶著相機跟大夥兒出動，即使只是在營外拍攝，已覺榮幸。及後澳門無證居民爆發暴動，報社在人手不足的情況下，派我出差；當他們看過我拍的照片後，非常滿足。自此我正式出道。」


及後Ringo被《星島日報》攝影部主管朱明海賞識而羅置其麾下，並支持他以半工讀形式，到珠海書院進修。「那時以為要成為記者必須飽讀詩書，沒想過自己也有機會成為其中一份子。朱先生為遷就我的上課時間，特意將我調職《星島晚報》。」最後他花了四了完成學士課程。「那四年，好辛苦！下班後上課，放學後上班，很累。但朱先生如此支持我，不能讓他失望。」由於表現出色，Ringo才廿多歲，就成為《星島日報》首席攝記；千里馬遇上伯樂本是美事，但他卻不同意。

「工作性質改變，待在辨公室的時間多了，拿起相機的次數減少。這令我沮喪。我想學攝影，但香港沒有一間大學能夠提供全面新聞攝影 － 即使在珠海書院，亦只是四年課程的其中一小部份。因此決定到美國進修。」

港美媒體待遇大不同　但前線記者一樣搏殺

Ringo坦言，由於當時自己的英文屬「有限公司」，因此到埗後花了很長時間去克服此一障礙。「慶幸的是，他們能體諒不以英語為母語的華人。記得教授常說，『我講國語都無你哋咁好』，並讓我有足夠時間和空間去學英文！同時他們的包容度很高，雖然我主修新聞攝影，但容許的修讀與主修科無關的科目，因此可以培養出全面的新聞攝影人材。回想我在港讀中學時，高中選修文科，廿多位同學中，不少人有美術天份，但礙於公開考試的英文科成績不佳，平白失去在此範疇發展的機會。」在學期間，Ringo於《洛杉磯時報》實習，令他領略到香港傳媒與外國傳媒的不同處。

「香港的攝記比較辛苦，工時長，待遇卻一般。在我入行時如是，離港時亦如是，來到今日甚至更差！廿幾年來，人工未有隨物價與通脹上升，太荒謬。至於外國的攝記，一般每日只獲派一個工作；公司會衡量同事的工作量，若連續工作逾六小時，就已是太辛苦，必須安排同事接更。」他又以示威活動為例，每位攝記拍一個示威約兩三小時，然後就要傳相回公司。「傳相也是工作一部份！因此一般會安排幾位同事輪流接更，不會交由一位同事影到尾。香港傳媒總怕『人有我無』，但一個示威有如此多值得拍的地方，根本不需要一窩蜂地去拍一樣的東西！」談到香港攝記在外發展之優勢，Ringo認為港人的煞食之處是能夠輕易地接觸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同時轉數較快。

近月香港幾乎每星期都有遊行和示威，原來Ringo亦曾到過抗爭現場。「10月20日我帶著相機到尖沙咀拍照，身上沒有反光衣，也沒有頭盔面罩等護具，吃了兩枚催淚彈。當時尖沙咀的情況是，行家比示威者還要多！記者反應好快，前線一有異動大家就會湧埋去，我好佩服！雖說混亂當中定會有人受傷，但大家都要注意自身的安全。我留意到行家都非常搏命，但其實我們在美國採訪示威活動，一般不會站到示威者與警察之間；並會與警方協調及畫定傳媒專屬的位置；即使記者走到示威者一方拍攝，他們亦必須尊重新聞自由，確保採訪不受影響。同時，我們亦不需穿著反光衣與護具，只需一張記者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