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年德國畫家Karl Theodor von Piloty作品《Murder of Caesar》

史學家、巴格達僕人與伊狄柏斯王　由錯誤認知到真相

2050年，一位研究藝術的史學家，為了解五十年前一位著名畫家之作品，因何於在世之時並無吸引當時的人注意，卻在2050年被認定是不朽之作。為此，他以時光機回到2000年。卻發現那位畫家不單是妄自尊大的平庸之輩，還是一名偷呃拐騙之徒！更甚的是，這個騙徒偷了史學家的時光機，並離開了2000年！史學家無奈滯留，只好身份互換，扮作流民騙徒畫家，同時憑記憶將那些被譽為不朽的作品一一繪畫出來。這些作品在五十年後成為了不朽大作；而這位史學家，才是那些不朽的藝術作品的創作人。

上述故事，是由錯誤認知（misrecognition）開始。尋找畫出不朽作品的畫家，本身就是個錯誤認知，史學家由這個錯誤的認知找出了真相（Truth），而真相就是，作品原來出自自己之手 － 真相是從未來世界而來的；尋找真相的人，自己就是真相。

同樣地，英國作家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筆下，巴格達僕人遇見死神的故事，亦道出真相來自由錯誤認知。

巴格達有一位商人，吩咐僕人到市集補添日用品。未幾，該名僕人顫抖著回來，告訴主人他遇見了死神。僕人驚魂未定，懇請主人借他白馬，讓他可從巴格達趕去薩馬拉（Samarra）以逃避死神。巴格達商人到市集找死神，找到後問死神為何要去威嚇他的僕人。死神說自己並非要威嚇他，相反，只是為僕人在市集出現而驚訝，因為死神本已安排好在薩馬拉與他會面。

除了錯誤認知外，巴格達死神故事的另一個結構特色是，當一個人預先知道自己的厄運，自然會盡辦法去避免發生，但厄運往往就在逃避的過程中降臨。

膾炙人口的古希臘悲劇作品伊狄柏斯王（King Oedipus），故事也是如此。當伊狄柏斯之生父聽到神諭，指將來的兒子會弒父娶母，於是他將襁褓中的伊狄柏斯棄於荒野；結果伊狄柏斯最後還是殺了生父，娶了生母。其實在成長過程中，伊狄柏斯亦得悉並選擇逃避神諭，可是最後依然實現了弒父娶母之詛咒 － 如果他的生父及他自己並沒有刻意去逃避神諭的詛咒，或許他們可以快快樂樂地生活。

上前述幾個故事裡的時間因素、錯誤認知及真相，皆由主角以主觀意願（subjectivity）連結起來。齊澤克進一步引用法國精神分析學大師拉岡（Jacques Lacan）的論述，指出日常生活中，我們的主觀意願於歷程中由錯誤認知成就真相；同時，為那個由錯誤認知所帶來的病癥（symptom）提供了一個意義（meaning）、一個講法 － 當然，這個意義是可追溯的，亦是由後來的真相去詮釋的。

凱撒大帝與奧古斯都　歷史的必然性

在主觀意願、錯誤認知及真相的關連上，齊澤克引用了1890年德國社會民主黨（SPD）內一場對革命意義的辯論。當年，改革派的伯因斯坦（Eduard Bernstein）批評革命派的盧沁寶（Rosa Luxemberg）缺乏耐性、過於急進，想加速甚或要超前歷史發展的客觀定律。伯因斯坦認為，應等待客觀環境成熟才去奪取政權，否則只會以失敗告終；盧沁寶卻認為，若要等時機成熟才發動革命，那就等於革命在其有生之年內亦難望達成 － 原因是，如果主觀條件無法令革命力量成熟，合適的時機根本不會來臨；而成熟的主觀條件就是，在還未成熟的情況下發動革命，並經歷無數次的失敗。當主觀條件成熟，革命必會成功。

齊澤克指出，盧沁寶是要清楚闡述革命歷程本身，並不可被視為能夠用客觀方法理解。譬如，革命者如何在某個情境下指揮或主導一場革命 － 參與者透過無數次的參與、失敗、再參與之歷程，被建構（constituted）成革命者。所以對盧沁寶來說，革命是個由主觀的參與伊始而最後成就的客觀歷程；包括伯因斯坦在內的改革派，只是在祈求一個沒有歷程的革命。

齊澤克說，不少人都如伯因斯坦般，認為有客觀歷史之必然性；即使德國哲學家馬克思（Karl Marx），亦認定這個世界自有其歷史定律（law of history）。當年，猶太裔哲學家波普爾（Karl Popper）就曾經指出「歷史定律」之說法，完全違反了科學的驗證原則；當然，波普爾是從實證主義（positivism）角度出發，批評馬克思本人及馬克思主義。

然而，齊澤克又稱，馬克思主義認為世上是有客觀的歷史定律，此一說法亦屬錯誤；同時，齊澤克又試圖借助德國哲學家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的歷史重複論，指出主觀意識的轉化才是歷史必然性的必須條件。

羅馬共和國末年，集大權於一身的凱撒大帝（Julius Caesar），打算將羅馬共和國轉為君主制的帝國；可惜轉制未成功，凱撒卻遇刺身亡，皇位最後由其甥孫兼養子屋大維（Octavius）繼任。屋大維成功將羅馬共和國轉變成羅馬帝國，並獲元老院授予奧古斯都（Augustus）之名號。

黑格爾指，當凱撒大帝集結力量進行改制時，雖然共和理念在當時已經是奄奄一息，而帝國及君主專權的想法只在萌芽階段，但其做法對羅馬人來說，是屬於他的個人意願（individual self-will，in-itself）而已。黑格爾更指出，當時的羅馬人態度重複 － 重複過往想法。不過，這種重複，又有不少人覺得是體現了歷史發展的客觀必然性（historical necessity）；即是說，共和國仍可繼續輝煌（for-itself）。凱撒大帝雖然被殺，但共和國最終還是走向君主專政之帝國，而「凱撒」二字由亦個人（individual）名字變成帝號（title）。

黑格爾從意識的角度分析，認為儘管凱撒的想法在當時被視為一種隨意（arbitrary）的想法，但亦衝擊了所謂的歷史必然性。齊澤克以此解釋歷史必然性正正來自無數的錯誤認知（misrecognition）；同時，主觀意願透過最初那失敗的錯誤認知，成就真相（truth）。

永久地失敗的革命　由病癥到病態

在這裡，齊澤克有一個重點：原初由那個錯誤認知而來的行動，例如未成熟的革命、凱撒在籌劃轉制期間被殺等，或只表達了一種偶然的創傷（contingent trauma）、一種錯誤或一種無意義的行徑或社會運動。但當這些偶然的錯誤認知，透過主觀意願（subjectivity）成就真相，並成就一個新的論述，新的意義秩序（symbolic order）就會出現。羅馬共和國由凱撒被殺，最後轉變成羅馬帝國，就是一個新的意義秩序；而在這個新的意義秩序下，凱撒被殺的偶然創傷會被詮釋做病癥（symptom），羅馬共和國的病癥。

然而，錯誤的認知，是否一定可以成就真相？偶然的創傷，主觀意願是否可以產生新的意義秩序？

拉岡說真實的自我（real self）是不可言喻（the impossible to say）的自我，只可在夢裡直接經歷。現實世界（reality）的秩序由語言構成，一個扭曲了真實自我的秩序（詳情請參閱熱血時報實體版報紙第66期《羅sir教室》）。所以當真實自我須於現實世界體現，往往只能以創傷的形式表達 － 創傷的出現，就是要以現實世界之意義秩序，回應真實自我的訴求。假若秩序能夠回應創傷，即可成就新的意義秩序，病癥自然得以消解。但是，事實就是這麼簡單？

世上不願面對真實自我的人，實屬恆河沙數。拉岡認為，若分析者（analyst）成功地向病人（analysand）詮釋並解構創傷，原理上病癥本可被消解，但事實卻不然。現實世界本是個逃離真實自我的避難所，若能持續逃避，就可繼續享受快感（jouissance）。這種享受封鎖了用來解構病癥的語言符號，結果病癥永續 － 這情況，拉岡稱之為病態。

按照拉岡的講法，盧沁寶的論述是積極正面的 － 一次又一次還未成熟的革命，一次一次的失敗，最終革命會成功。這表示病癥最終因為新的意義秩序所賦與的意義而消解。但若在一次又一次失敗的過程中，參與者的革命意識被封鎖，無法發展出革命者的集體意識，亦未能成就客觀的革命歷程......這一連串永久地失敗的社會運動，當然就只可以說是永續革命、永續病癥；這是一種病態，一種社會病態。

遊行　示威　佔領　香港的永續病癥

這種病態香港人絕不陌生。幾個明顯的例子：1989年北京天安門屠城事件，香港百萬人上街遊行；2003年反對廿三條立法，超過五十萬人遊行抗議；2014年雨傘革命，佔領金鐘、旺角、銅鑼灣等街道逾八十日。一連串大型運動過後，社會如常，而香港政治環境日見惡劣。

香港是個病態社會。以2014年的經驗為例，雨傘革命，明顯就是香港社會的病癥。香港社會那不可言喻（the impossible to say）的真實，通過社會運動，去呼喚扭曲的社會秩序去回應；而2014年可以說是病癥的高峰。以盧沁寶的論述為例，革命運動乃一連串的歷程，主觀意願透過社會運動去建構（constitute）集體意識；建構革命者以成就革命的成功，即可成就新的意義秩序。然而，香港人就像拉岡理論裡頑固的病人一般，為了逃避面對真實自我時的困難與痛苦，為了可以在扭曲的現實世界持續享受快感，情願用盡各種的方法和手段讓創傷永續下去。

2014年928催淚彈一役後，發起和平佔領中環的戴耀廷等人呼籲示威者全面撤離。及後多區都被市民佔領，當中旺角佔領區於同年10月初受黑社會襲擊，其時金鐘大台載歌載舞去聲討惡勢力，但同時呼籲在場內的佔領者及其他市民，不要到旺角聲援以免遭險；另外，金鐘大台又呼籲大家不應提出各種各樣訴求以免模糊運動焦點。然而，這個「大台」卻提出了完全無內容，亦沒有焦點的訴求:「我要真普選」。各式各樣，瓦解建構集體意識歷程的行徑，實在罄竹難書。維期八十一日的雨傘革命，最後以失敗告終，香港病癥永續。

香港是一個病態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