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倡導白話文寫作，在思想上直接導致兩年之後，一九一九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適逢今年是白話文運動百周年，是時候「清算」一下五四的遺害，正本清源，為時代解毒。

五四運動被視為近代一場啟蒙運動，但由於急於求成，採取與華夏文化全面割裂的反傳統方式進行，加上文化研究為當時政治服務，最明顯的例子是提倡白話文的胡適，他為政治運動背書寫成所謂的名著《白話文學史》。

錢穆先生是經歷五四一代慘痛教訓的學者，其《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講述，就是針對五四盲目反傳統的通病，他說：「滿清是推翻了，不過連我們中國的全部歷史文化也同樣推翻了。」這是因為當時人們誤認為數千年國史乃黑暗專制之延續，對清朝的痛恨，轉為對所有傳統文化的不滿。影響所及，華夏文化根源切斷，思想空前混亂，共產主義乘虛入侵，就在如此背景之下。

此外，五四反傳統的留毒遺禍，從白話文的矯情幼稚表現可見。白話文的普及始於五四，由於五四的政治革命性，讓五四一代的某些作家，長期被不合理地提高到典範的水平。余光中〈白而不化的白話文〉開始就已總結寫道：「半個世紀以來，盤踞在教科書、散文選、新文學史，被容易滿足的人奉為經典之作模擬之文，一讚而再讚的，是二十年代幾篇未盡成熟，甚或頗為青澀的少作。」最明顯的例子是朱自清，他的〈匆匆〉與〈荷塘月色〉，矯情造作，語句冗贅，難以卒讀。 然而，香港與台灣都長期選入中學課本。

五四發展下來的白話文，在二十年代，魯迅、周作人等，因其舊學根柢深厚，轉化之後寫出來的白話文，許多今天讀來，仍然可觀，至於周作人更將五四盛行的小品文，從傳統中追根認祖，接上晚明小品。取法乎上，讓周氏散文水準，在五四一代作家中堪稱最高。

周作人古今融會的文學創作，在五四時代是一個異數，到了三十年代，白話文的西化污染日益嚴重，這跟當時政治有關，也因文人淺薄。

余氏之文繼續寫道：「二十年代的作家去古不遠，中文根柢仍厚，西化只在皮毛，到了三十年代，像何其芳筆下的西化，就已經危及句法，語法，和思考方式了。另一惡性西化的顯例是艾青。」

他一針見血指出優良中文的基本：「現成的詞彙不用，硬要繞圈子成文」，余氏之文，寫於一九八三年，可是他列舉艾青的句例，我怎麼感到非常眼熟？啊！是了，今日香港左膠文青也是流行這種繞圈子的行文造句！例如「日常口語用得較多」要寫成「較多地採用現代的日常用語」。又例如「浪拋了自己的才能」要寫成「對自己的才能作了無益的消耗。」因此可以大膽肯定地說：五四淺薄反傳統的時代通病，一直遺害至今。

（編按：本文刊載於熱血時報印刷版第50期。熱血時報印刷版訂閱連結：http://www.passiontimes.hk/4.0/regform.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