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共的新中產支持港共「抗疫」,好正常啫!

反共的新中產支持港共「抗疫」,好正常啫!


香港人的特性是要在反抗政府之前支持法治 - 做了好市民之後才可以反抗政府;反抗政府要有支持法治的律師隊伍支援。法國人帶着小提琴上戰場(德國兵這樣譏笑法國兵),香港示威者帶着律師上戰場。

為甚麼會這樣?

在2019年的護法運動(「反送中」)和2014年的佔領中環運動期間,有學生甚至拿出高考成績表來給差人看,以證明自己不是暴民 - 他們是在取得「好學生」的資格之後,才去和平地抗暴的。

這一點不新穎。

清朝光緒二十一年(西元1895年)康有為、梁啟超就有「公車孝廉連署上書」,漢朝給予上京面試的學子免費乘坐公家馬車,故有功名的學子稱為「公車」 - 對比英國殖民地時代,教育司署發出學生證讓學生半價乘車(適用所有公共交通),漢朝更為尊敬學子啦!

護法運動期間,示威者被差人逮捕之後毒打,頭顱被差役以膝蓋用體重跪壓在地,口角流血的時候,同行的示威者不會推開差役去救命,反而問被捕的示威者叫甚麼名字;而被捕的示威者只要將告訴名字民眾以找律師,就可以含笑九泉。當然,撿好示威現場的垃圾,不要像藍絲阿伯阿嬸做完愛國遊行,去食海鮮餐之前將國旗亂丟在地,更是香港中產遊行示威的指定動作。

公立學校重視健康教育,那些就是公共衛生教育;皆因政府要關注奴隸的健康,否則不健康的奴隸偶然也會感染主人,尤其是異性的奴隸。防疫、公共衛生是做個好市民的「文化資本」,有了這些「文化資本」之後,就可以身光頸靚地反抗政府。

要解釋這種詭異的現代「秀才造反」的現象,要讀一點西洋社會學理論。不是很深奧的。法國思想家Pierre Bourdieu在1979年推出作品《區隔: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La distinction :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英譯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當中提到中產掌握了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以此榮耀自己,並且取得社會上進的途徑。

此間, 中產必須與勞工階級區隔(distinct themselves from the working class) - 勞工階級所做的,中產必須避免。中產的喜好例如去進行某種體育鍛煉、旅行、飲食之類,一旦勞工階級追上來,中產就會改換場地,撇走勞工階級的亦步亦趨。

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一批親自從英美主子身上學習品味的老香港人移民加拿大之後,香港就是中產二代 - 即老中產的好孩子,離地中產、庸俗中產 - 盤踞品味的地方。這些「新中產」在社會搞社運,必須與粗粗魯魯的勞工階級區隔,故此要守法、檢垃圾、打不還手,而且在做顛覆性的社運之前,先要儲夠好市民的「積分」,當良好行為積分(social credits)夠了之後才來顛覆;否則就是邋邋遢遢勞工階級了。故此, 他們對於健康碼之類的社會信貸系統(social credit system)不會抗拒;他們只擔心能否得到高分。

香港中產在護法運動之中,犯了罪,因為他們用了一點武力去反抗,透支了social credit。現在遇到難得的、安全而又被「醫學演員」誇大了的武漢流感,便全體向政府賣乖,以補回良好行為的「積分」;否則好像屋邨老伯那樣無視武漢流感,就是勞工階級,不是中產了。

賺夠良好行為積分,將自己從勞工階級區隔開來之後才示威,這是香港庸俗中產投身社運的特性。這種「秀才造反」,只會鞏固港共的霸權而已。

中產講一句粗口「我好撚鍾意香港」,之後要派幾多口罩、勸告幾多阿伯戴口罩,才可儲夠因為講粗口而丟失的良好行為積分?

是故,護法運動之後來個武漢流感的誇張防疫,是政府計算好的「贖罪券售賣計劃」 - 香港中產飛身去搶購;政府不配給口罩,自己千方百計去買,政府還沒立法強制戴口罩,香港中產即刻發動「口罩文化大革命」,威逼勞工階級戴口罩。

2020年7月民主派辦立法會選舉的初選,結果是勞工階級style的老議員長毛(梁國雄)被放棄,代表青年新中產的一眾斯文大學生抗爭派崛起。

The portrait of the law-maker as a young bourgeois,「青年中產者的立法委員肖像」*。

*註:戲謔愛爾蘭小說家喬哀思James Joyce於1916年成書的自傳體小說《The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編按:本文刊載於熱血時報印刷版第90期。熱血時報印刷版訂閱連結:http://www.passiontimes.hk/4.0/regform.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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