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民就政改一事，北上和中共談判。如無意外，將會重蹈2010年政改的翻版，甚至更糟。這些由港人選出，曾經寄予厚望的民意代表，已成了我們的惡夢。當港人悲嘆用三十年養了一批叛徒時，其實香港曾經有一批忠於本土的上層精英，他們是本港的華商。在徐承恩的《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一書中，就敘述他們發跡的經過和如何建立本土忠誠。但最值得今人參考的，卻是第八章，有關香港精英在上世紀初爭取廣東自治和香港權益時的挫敗。對不少仍抱有大中華意識，民主回歸論的港人而言，正是當頭棒喝。

在上世紀初，有不少華人，在港透過貿易和製造業名成利就，並自詡了解西方政經知識。他們在港建立社交圈子和地位，藉此成為華人階層的領袖，與洋人睇齊，成為第一代本土精英。但他們並不滿足，在飛黃騰達後，他們利用自身的資產和人脈，資助革命黨以及之後的國民黨，推翻清廷、抗拒北京干預，以保障香港和建立一個自治的廣東為目標。但他們實在不應資助國民黨的，以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僅僅將廣東視為北伐基地，並要建立中央集權政府及由國民黨專政，經濟上又傾向社會主義。如此又豈能令資助他們的香港華商滿意？於是，國民黨和華商關係惡化，與西方列強又因事而斷絕援助，甚至幾乎發生軍事衝突，導致國民黨全面左傾，與蘇聯合作。最終，華商與國民黨決裂，並爆發廣東商團事件。華商建立私人武裝與國民黨對壘，最終一敗塗地。數萬人逃至香港，國民黨則對廣東商人進行政治迫害，本港華商從此不能介入廣東政治。這場由港人精英資助的自治運動，在此慘淡收場。

這次失敗，可總結為以下三點：

１.本港華人精英，以資助反政府軍事勢力方式，保障香港和廣東。

２.他們的資助者（革命黨，再演變至國民黨），以統一中國，而非保障香港和廣東，為主要目標。

３.當香港、廣東的價值和利益與中國統一的目標有所衝突，這些資助者會毫不猶豫以後者為先，甚至和原先資助自己的華人精英反面。

結果是，原先用作自保的政治投資，以血本無歸告終。他們資助的政治勢力，恰恰成為他們最大的敵人和煞星。於是，這些華商開始專注於本港建設和效忠本土。但楊慕琦政治改革流產後，強化本土意識的最有效手段和時機，就此消逝。到二十世紀中葉，影響香港政治的大老如何東、周壽臣等皆先後離世，能夠同時周旋於國共、英殖等勢力，又能保障本港權益不致受損的人物，已是絕無僅有。自此，華人精英對本土的效忠開始消減。到七八十年代，當本土出生的一代，歷經國共兩黨在港的政治騷亂，開始摸索政治前景時，理應作為輿論領袖，帶領港人的精英，卻是從缺。有的卻是投機心重，自欺欺人的投機者。一封１９８５年，由宋美齡函電蔣經國的書信顯示，當時居於香港，曾任國民黨將領的何東之子—何世禮向他們表示，何氏家族除直屬家人外，其餘皆向匪方（中共）靠攏。身為本土華人精英的何氏家族尚且如此，餘者更不足道。

時至今日，香港的舊世族，已淡出本港政治。對近三十年的本土政局，無疑是一場災難。當香港前途在十字路口時，竟無一個堅定的群體和階層捍衛本土價值。究其原因，在中英談判時，香港的上層精英都分別向英國和中共歸邊。曾經以香港為榮，致力保存本港經濟民生及文化價值的華人世族和精英，已是煙消雲散。於是，港人只能期望代議士為我們爭取，卻想不到這些人是賣港先鋒。他日港人收復失地，必須重新建立政治精英階層，以捍衛本土價值為原則，並且奮發自強，斷不可倚賴不可靠的勢力，避免歷史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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