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期專欄，主要是簡介紹現象學（phenomenology）。現象學可說是由德國哲學家胡塞爾（Edmund Husserl）開創。

而其實現象學相當艱深 － 或許歐陸哲學多是這樣的吧？今次，筆者會儘量以日常用語去介紹一些現象學最基本的看法，這當然會無可避免犧牲一些概念的準確性；另外，由於篇幅所限，可以討論的概念也相當有限。

笛卡兒與實證主義

介紹現象學，筆者認為還是先要從實證主義開始講起；實證主義（Positivism）有說是源於啟蒙時代（Age of Enlightenment）法國哲學家笛卡兒（René Descartes）對知識基礎的批判。當然，笛卡兒只是啟蒙時代其中一個代表人物 － 當時歐洲大陸的重要代表人物除了笛卡兒，還有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英倫三島則有休謨（David Hume）、柏克萊（George Berkeley） 以及洛克（John Locke）。筆者曾於《熱血時報》印刷版第48 期寫過，啟蒙時代批判了基督教一千多年以來的霸權態度，而實證主義亦應運而生，隨後更主導了幾百年來西方科學知識的發展。

一直以來，科學理論對與錯等問題，都是由基督教的教廷判定。笛卡兒的哲學思想將這個判定之基礎，安放於個人的思維能力之上，也就是我們自己本身就是知識的基礎。笛卡兒的思想裡的「我」，可分為心靈與物質兩部份。具思維能力的心靈的「我」，透過認知外在世界（包括物質的我這部份）建立科學知識。然而，每一個去認識世界，去理解世界的「我」，所建立出來的知識，又怎能保證客觀？特別是，這些「我」（即「我們」）所建立的知識都非一致，那麼哪一個「我」才是客觀？哪個「我」可以真實地反映外在世界？

後來的實證主義者提出一個又一個的方法，去檢視前人或同儕所提出的：科學理論能否客觀地反映外在世界？這些方法基本上是以經驗去證明，科學理論是否如實反映外在世界的事實；並以邏輯推理分析科學理論本身的理論和推論是否有效。以笛卡兒為代表的啟蒙運動，帶出以下看法。第一，實證科學家都認為有一個真實存在的外在世界。第二，「我」這個認知者，去認識這個真實存在的外在世界；而這個外在世界還包括其他的「我」們。這一般被稱作二元對立，即主觀與客觀的對立。第三，每個人都是科學家，人人都可以提出他們對世界的看法，而科學方法就是去區分哪些看法屬個人主觀，哪些屬於可以有效反映外在世界之客觀看法。

胡塞爾與現象學

現象學最重要的論點就是，認識外在世界的「我」和外在世界，並非主觀與客觀之二元對立關係，而這亦是與實證科學最大分歧。為追求知識的客觀性，實證科學在研究過程中，這個「我」必須要以價值中立的態度去理解外在世界。而所謂價值中立，是認識外在世界的「我」，在研究的過程中要嘗試抽離自身處境，思考自己是否與被研究的對象，是否有太多關連（如感情上或價值上）導致在研究過程中變得主觀。

例如，同情低下階層的社會學學者去研究露宿者、支持自由市場的經濟學家、抱持無神論的人類學家去研究民間信仰...... 他們進行研究時都必須抽離自身的處境，並思考自己個人的信仰、價值觀或情感等，會否影響研究。因為實證主義者認為研究者「主觀」的態度，往往會導致有偏差的結論。而前述的都是一些社會科學的例子，令讀者明白主觀與客觀的對立問題；其實，自然科學也是如此，然而例子較為抽象及複雜。

由於實證科學要排除「我」的主觀成份， 所以實證科學中的「我」是個要抽離生活世界的客觀觀察者（detached observer）。對生活世界（即實證科學所講的「外在世界」）進行科學判斷（judgement）。而相信研究者可以將「我」抽離於被研究的世界，當然是源於笛卡兒及康德等的啟蒙運動思想家。

然而現象學卻認為，這種看法扭曲了「我」與世界之關係。現象學學者胡塞爾提出意向（intentionality） 這概念，為的是指出「我」是生活在這個世界，而且「我」與世界本是緊密關連。「我」對世界上的一事一物， 都有「我」的態度（attitude）， 致使「我」對在所生活的世界中的事物， 有著「我」的看法、想象、思考、情感、慾望、期盼、意志與行動等的經驗（experience）。當講到抽離或退一步進行反思，在很大多數的情況下，都只是從某一個看法、想象或思考角度，轉換到另一個看法、想象或思考的角度而矣。

我們常聽人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是頓悟，也是反省，甚至有哲學家會認為這是種「超越的反省」，即是超越於自身的生活世界的反省，進而選擇一個更理想的道德生活；而這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到的。但若想深一層，其實「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只是「我」轉變了對生活世界的態度罷了；而這個轉變並非代表「我」對世界的抽離。若「我」抽離於這個生活世界，這個「我」又是憑藉甚麼的思考框架、甚麼的價值基礎去作出判斷？除非「我」是上帝的兒子，一生出來就已掌握所有知識及所有道德思考框架。一個經年累月都是活在蠻荒秩序、從來都以武力奪取所需的「我」，又怎可抽離蠻荒的生活世界，去思考一個文明的公平競爭方法？ 又或者， 生於帝王之家的「我」，又如何抽離自己的富裕生活世界去思考民間疾苦？除非這個「我」有著《乞丐王子》的遭遇，方可抱持多種不同的態度。

根據胡塞爾的看法，實證科學的研究取向，其實亦只是實證科學家對他們所身處的生活世界的一種態度、一種意向（intention）而已。既然只是一種態度，那麼實證科學就並非一種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方法了 － 這說法正正出自胡塞爾的現象學研究。

胡塞爾的現象學研究，可說是對意識（consciousness）的研究。我們所經驗的一事一物皆源於我們對生活世界的態度。而我們的態度帶出了意向，從而經驗到我們想見到的事物（intended objects or events）。若你是個實證科學家，你的意向當然不會是一個萬物有情的世界，而是認為宇宙萬物都有其機械式的因果關係（cause and effect）；相反地，你若是位風水師傅，你眼中的世界定必有陰陽五行、相生相剋，並且有情。

胡塞爾的現象學研究，並非嘗試以不同的態度和意向去認識外在世界裡所謂「真實的本質」，因為他知道「我」們與世界之間的關係，可以是態度無限、意向無窮。同時，我們亦不應該將其中一種態度或意向看成是普遍及唯一的，並以此作為基礎去研究事物本質 － 實證主義正正就是犯了這個毛病。

相反地，胡塞爾的研究是轉向研究「我」們如何面對外在世界的意識。胡塞爾的方法是先確定被「我」所意識到的外在世界事物；用他的語言就是，先去將我們意識到的事物置於括弧內（bracketing），然後從這些被意識到的外在事物去理解「我」們的意向，由此可進一步探究「我」們對生活世界的態度。

譬如說，我們看見一個充滿權力鬥爭的社會。先將所看到的、所經驗到的各種權力鬥爭置於括弧內（即確定這些經驗）。然後，我們並非去研究社會的本質是否經由權力鬥爭而來，而是要了解「我」們是如何經驗或意識到這些權力鬥爭的現象。換言之，我們是要從「我」們的經驗中找出意向，繼而是找出這個「我」對於「我」所生活的世界之態度。

這是一種對意識的研究，研究「我」經驗生活世界中的事物之意識結構。簡單點說，就是對「我」的研究，透過認識「我」與生活世界之意義，從而更明白「我」的局限。